唐玄宗《通微道诀》的人生和谐思想

一、《通微道诀》的出现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他不但在治理国家和对外关系方面很有作为,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威震四方的开元之治,而且在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方面颇有建树,迎来了古代时期中国文化的难得的开放、多元与昌盛局面。他虽然实行的是兼容并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透视“一国两制”实践：港澳实践行稳致远的发展路向和内在机理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放眼“两个大局”、立足“两个全面”,秉持“六个坚持”基本原则，所明确提出的推进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时代“一国两制”港澳实践行稳致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和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涉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港澳工作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探索和创新所积淀和呈现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梳理和阐释，对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新阶段的香港工作，对进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方面稳中求进、力求突破新阶段的澳门工作，对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港澳地位、优势和特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论述，标志着党对“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以及港澳治理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新境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港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汉初儒道的天道观分歧及其治术思想之别——以《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为中心

汉初儒道关于治术的有为与无为之争，本质上源于其天道观的根本分歧。对于天道的不同理解，既是儒道有为与无为之争的信仰依据，也体现为他们本质有别的天人感应说和工夫论。天道观的分歧也使得儒道的阴阳刑德思想表现出形似而实别的特点：尽管儒道皆主张阳尊阴卑并以刑德配阴阳，但二家赋予阴阳刑德说以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意义，提出了迥然有别的治世主张。进而言之，儒道的有为与无为之争也可归结为文质之辨。如何看待此辨，关乎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何为文明、文明何用等重要问题。在此，道家尚质抑文的价值取向及其无为之术所可能导致的风俗鄙陋、人心败坏之弊，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发显露出来。所以，武帝以后儒术得尊、经学昌明的思想文化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儒家尚文重教的属性使然，而且是历史时势的必然选择。     

重考平冈治——以文本批评和田野考察为中心

关于平冈治的治地所在,文献记载并不统一。目前一般以杜光庭的说法为准,即成都新津;在处理文献记载前后不统一的问题上,则倾向认为这是由于平冈治屡有迁移所致。本文以对《道藏》、方志、题铭等相关历史文献的文本批评为基础,结合田野考察获得的新证据,认为平冈治的"迁移说"并不成立,杜光庭的"新津说"似为孤证,平冈治的治地一直在今夹江南安乡。     

“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结构演变——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一国两制”是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和宪制安排，是我国宪法上富有特色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思想渊源和法理基础。香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最具挑战性与制度发展内涵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部典范性立法，具有历史意义、国际意义和国家法治的创新意义。自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治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准确落实宪法与基本法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在应对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挑战下承担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的宪制角色，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全面管治权”与“爱国者治港”是中央构建“一国两制”法理学体系的关键立足点，也是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主要制度抓手。香港的25年经验对“一国两制”法理体系与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有重大推进，对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现以港鉴台的初衷目标，有直接的示范和先导意义。香港“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有着更为自觉的法理依据和更为健全的制度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可以实现行稳致远。     

怀念苗族教授吴治清

2002年正月初九痛悉中央民族大学贵州籍苗族教授吴治清病故的消息，我们无不为之感伤哭叹。     

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

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可归结为圣裔与圣君价值取向的悖离:孔尚任一生仕宦与才人形象的悖离、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期待与失意的交织等形成其人生的主调——抱怨闲官冷署官微俸薄而牢骚太盛、耽于诗文而荒废政务、真才人而非醇儒;康熙皇帝则欲以任用汉臣、推重汉文化来消解与缓和民族矛盾,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以"经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道统"与"治统"。两相比较,显然圣裔有负圣君特例拔擢之初衷。《桃花扇》的轰动又让康熙皇帝对孔尚任更加失望,因此,圣君只能含糊其辞地示意户部罢其官。康熙皇帝有意识地不加罪于孔尚任,正是圣君的高明之处。     

细说道教“万法宗坛”的由来

万法宗坛昭示着中国道教发展的历史,它背后蕴藏的古老的东方智慧,值得人们去不断挖掘、整合、传承,以使其能够在新的时代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一众所周知,张陵在龙虎山修道,后闻故地巴蜀人民为疹气害,遂以近60的高龄带弟子入蜀医病医心,创立五斗米道。传至张鲁已成二十四治,分设治首(又称祭酒),使民诚信不欺,乐善好生,带     

治疆方略视域下去极端化法治路径研究

去极端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法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正能量,共筑去极端化的铜墙铁壁,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最强力量;发挥社会组织在去极端化中的积极作用,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管理与服务法治,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优势制度;健全和落实好去极端化的法律措施,把好依法严控的关键环节,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治本之策;坚持提高去极端化的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推进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     

中国政学传统中的治体论:基于历史脉络的考察

作为经世思想传统的中心范畴,治体论显示出对于秩序形态和政治构造的一种整体意识与体系自觉,蕴含了对政治秩序之关键要素及其组合演进的认知和评判。以三代经典体系及诸子学为渊源,治体论经汉唐儒学之培植,在近世政学传统中得到充足发展,形成了理学和事功学代表的分别以心性与事理为主干的理路类型。近世治体论尤其体现出中国传统对于治道、治法和治人等要素及其关联的丰富思考,构成重整与推进政治自我理解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