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治理机制对知识共享敌意的影响：员工关系的中介作用

为了考查“关系导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的知识治理机制、员工间的人际关系与知识共享敌意之间的关系,研究开发了知识共享敌意测量问卷,并采用问卷对知识型企业中212名员工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交易型知识治理机制对员工的工具性关系起促进作用,契约型知识治理机制对员工的工具性关系起抑制作用,而对情感性关系起促进作用;工具性关系对知识囤积和知识排斥起促进作用,情感性关系对消极分享失败态度起抑制作用。（2）工具性关系在知识治理机制与知识囤积、知识排斥之间起中介作用,而情感性关系在契约型知识治理机制与消极的分享失败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韩国区域发展与区域治理的类型、任务

尽管区域治理具有多种类型,但区域发展的关键是区域治理应该依靠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此外,如果认同21世纪的当代任务与多样性、和谐、和平相关联,那么很明显的是,为了促进区域认同,区域治理的类型应该采用分权方式。基于上述假定,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不同方面给出建议。从短期看,区域发展署/区域议会组合模式似乎在韩国更为可行。在这种模式下,区域发展署应采用分权方式组建,并负责制定区域发展计划和执行中央政策,而区域立法机构则负责质询、追踪和监管区域发展署的行为。正是因为区域议会或许无法有效地协调与统一各种地方意见和观点,从长远上看需要建立区域政府这种模式。通过废除上一层级地方政府的方式,很难组建区域政府。因此,作为一种长期选择,应该考虑区域发展署/区域政府组合模式。     

治好教会大家谈

“治好教会大家谈”迄今已连续发表4期,即将告一段落,由于篇幅关系,本期我们再从来稿中摘登一些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与大家见面,供参考。 这几期所发表的文章,围绕“民主办教”,就今天教会治理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综合起来看,似可在下列问题上形成共识: 一、民主办教是今天教会治理之路,表现在充分组织信徒参与并监督教会圣工,反对在教会中搞“一雷堂”、“家长制”的做法。 二、发挥地方自治的教会治理方式,包括完善地方教会规章、组织、人事,同时有效地发挥各级两会的监督、指导、服务功能(两会不是教会的太上组织),使教会治理形成两会——教会——信徒群众三者相互协调的有机体。 三、民主治教,但必须彰显神主,即各方面都追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谦卑寻求圣灵的引领,而不以人意取代神旨。这就要求教会的治理要从灵性上根本解决问题,把治好教会建立于个人与团体灵性素质的提高之上,使教会的治理能始终保持教会特征,杜绝种种为信徒所反对、为教会性质所不容的做法。 四、治理教会在具体的实施中,应当使教会的各项事工有明确的分工,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分工合作,分层负责,消除“挂职的多,尽职的少”的现象,使教会各方面事工井井有条、蒸蒸日上。 《天风》今年开展的治好教会的讨论受到读者广泛?     

儒家传统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荣辱观教育统领道德教育,以道德教育统领人才培养,这是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社会治理思想的精华。传统儒家荣辱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无非有二:一在知耻,二在求荣。儒家一贯认为,不知耻无以为人,不求荣无以为尊。因而主张荣耻对立,泾渭分明,荣荣耻耻,礼义立人。以知耻教育来推进义理教育,以义理教育来保障道德秩序,以道德秩序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正是儒家认定荣辱观教育为“治教之大端”的基本思路。认真分析儒家传统荣辱观,可以为今天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空间规划改革语境下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探析——以水牛赵村庄规划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已成为“五级三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定位和编制内容也发生了较大转变。现阶段,村庄规划既要满足乡村振兴及“多规合一”的要求,又要切实满足村庄实际发展的需要。基于此,通过解析空间规划改革对村庄规划的影响,提出空间改革语境下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创新思路,在此基础上,以水牛赵村庄规划编制为案例,通过规划引导村庄建设,对现阶段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进行探讨。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农村继脱贫攻坚之后的战略选择。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而且应当建构内容涵盖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时又能有效促进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成果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德治。新型乡村德治的建构整体上应立足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情,瞄准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继承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模式、近现代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基本遵循,启迪全体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法治的有机结合。新型乡村德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和全体村民,建构的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建构的方式主要有合理吸收传统德治的成果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革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有益经验,制定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并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并激励其扎根乡村敦风化俗,合理利用和借鉴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更新的伦理审视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更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愿景和治理行动,经历着深刻的城市发展价值理念转型。聚焦城市更新伦理价值维度,从空间人本伦理看,应超越增长范式,向宜居城市目标迈进;强化人文关怀,回归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本质。从空间正义伦理看,应立足共享正义,确保空间包容性和空间福利均等化,让城市更新增益惠及所有人,尤其是保障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追求居住空间正义,调控城市更新中居住空间重构的负效应。从空间治理伦理视角看,应强化公共利益保障的政策引导,建构以有效的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城市空间善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