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的几点思考

文章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历史沿革,认为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培养崇尚法律的法治观念、制定彰显正义的法律制度、落实法律主治的治国方式。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文化发展的传承性、文化发展的开放性等四项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与市场经济建设相结合、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结合。     

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风险形成机理与响应机制

“揭榜挂帅”作为新型科研组织形式,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可能引发复杂多样的风险问题。为此,基于风险系统理论,本文构建“风险源-风险受体-响应机制”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风险源主要贯穿于“揭榜选帅-科技攻关-评榜奖榜”三个阶段;风险受体主要为设榜方、张榜方和揭榜方;各类风险源在“信息不对称、技术创新不确定性、选择性行为”等风险因子的诱发作用下,产生“连锁聚合反应”作用于风险受体,引发各类风险。为此,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以减少风险因子的释放和影响,建立起风险受体的响应机制,有效管控“揭榜挂帅”风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的经验与展望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党和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方面积累了甚为丰富的经验,其中比较突出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党建引领的治理路径,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导引方式,全方位多维度的外部监管机制,“三位一体”的内部治理模式。为了充分发挥慈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在总结和推广以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以推进慈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本方向、以新时代慈善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中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工作。     

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结构探索及问卷编制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整合与分析,结合对50名基层干部行为事件访谈法(BEI)的编码结果,构建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是由七个维度组成的理论假设,编制基层干部治理能力初始问卷,经过试测删减后形成正式问卷。对山东省1325名基层干部进行正式施测,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基层干部治理能力包含引导与执行力、知识与技能拓展力、公共服务能力、整合资源能力、管理创新能力、信息分享提升力六个维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问卷的结构,结合信度检验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表明该问卷信效度达标,可作为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测量工具。     

基于因果报应观念的认知调查与厚黑行为抑制效果分析

因果报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下社会大众。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社会大众对因果报应的认知与理解,并进一步通过启动实验考察因果报应启动对厚黑行为的抑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大众对因果报应的认知与接纳是一种客观存在,55.83%的被试知晓因果报应,33.81%的被试表示相信因果报应的存在,10.09%的被试表示因果报应很灵验,23.67%的被试表示因果报应影响自己的行为处世,22.96%的被试表示会用因果报应提示教育身边的亲友。(2)因果报应材料的启动能显著地抑制厚黑行为,中性材料的启动不能抑制厚黑行为,因果报应启动的内容与厚黑人格对厚黑行为具有交互效应,因果报应启动能更显著地抑制高厚黑人格被试的厚黑行为。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社会公众对因果报应的接纳成就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因果报应内蕴的道德自律、匡扶正义、累德向善等价值内核成就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性,因果报应观念应建设性发掘和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所用。     

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转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在这一进程中,儒家德治思想与治理逻辑有着内在共通之处。儒家倡导的民本、官德、家风、中庸等思想,借助于适宜的转换路径,对当代治理体系的构建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传统观点往往将儒家德治主义局限在对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提出要求,忽略了儒家德治主义的核心是以统治者为表率,进而促进天下百姓的道德修炼。     

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将成为一个可以想望的新模式。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资本主义世界化终止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分离,开拓出了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因而也出现了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全球治理将是合作的治理,但是,任何关于合作的幻想都是有害的。在促进以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构中,我们需要首先将自己打造成合作体,并通过展示合作的力量去实现全球治理模式的生成。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     

全球治理与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全球化诱发的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全球治理"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建构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理念,遵循什么样的治理路径,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将极大地影响着各个国家,以及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并正在积极构建中国自身的全球治理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前景光明,但必须化解一系列新的挑战。     

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与宗教发展

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宗教发展已经很难“遁世”、“隐居”,更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现代化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现代化之前,早已出现了全球化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等跨国界发展。从治理的向度来说,宗教发展融合了国家、市场、社会的对立关系,重新创造性的结合国家、市场与社会,引导世界走向善治。而宗教组织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甚至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实现,就有赖于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因此,如果20世纪的政治遗产是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那么21世纪就是建构一个善治的全球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