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行政管理应以制度为本

任何时代的教会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也就离不开制度健全和运行良好的行政管理。摩西对以色列民的管理、使徒时期教会选择执事来帮助传福音事工,以及国内外成熟的教会经验显示,有章可循的行政管理,能够规避违法风险,提升教会整体治理,是教会福音事工发展的必要机制之一。中国教会自恢复礼拜以来,行政管理已经从无到有,从随意性较大发展到现在的有章可循,不过整体来说,制度的建设还需要大幅度地提升、改进和补足。有制度的教会才能适应现代化的法治社会,而且教会行政管理还应当往专业化方向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毛泽东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思想探析——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思考

巩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本质要求。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录了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鲜活案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战略思想:发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群众主动性,奠定乡村社会改革治理群众基础;发展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提升乡村改革治理的组织化成效;强化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支部建设,夯实乡村改革治理人才组织基础等内容。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视域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对新时代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加强医学伦理审查体系建设的医学人道主义反思

好的伦理治理需要好的伦理审查、好的伦理组织和好的伦理委员。伦理审查是对涉及人的研究的科学性与伦理性进行审查,其中存在技术话语与伦理话语两套体系,分别代表着医学人道主义的两个方面。其中后者居于主导地位,二者应当统一于伦理话语。伦理审查的认知基础、价值观念、问题分析、问题处理和评价反思均应体现人道主义的要求。风险和受益的计算同样如此。伦理审查活动是人道主义的实践过程,需要体现科技发展与维护人的尊严融合的伦理治理理念;形成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融合的伦理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伦理教育体系。

     

共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债务的合作行政治理

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也逐渐积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并有隐性化趋势,面临着一定的违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应纳入依法行政范围,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行政法规制,从行政主体和行政程序两个方面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组成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合作行政模式已成为时代治理的新趋势。应深化机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建立共治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思考:心理干预的“危”与“机”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公共卫生体系、临床医疗体系的一次重大挑战,也是对这些体系多年来建设成效的一次考验。站在本专业角度来看,当然也是对我国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与发展的一次检验。     

从技术理性到行政伦理——大数据时代智慧治理的伦理反思

大数据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智慧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模式,然而智慧治理面临人的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社会公正等诸多伦理挑战,这些挑战与技术理性的张扬密切相关。智慧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善,而要实现公共善,就要对这种技术理性进行必要的行政伦理的审视,通过责任伦理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目的善与手段善、公共善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智慧治理获得伦理确证与道德规约。     

医疗人工智能算法风险防范的法治化思考

医疗人工智能算法应用过程中存在诊疗活动自主性受限、诊疗过程透明性匮乏、医疗算法偏见性诱导以及安全性缺失风险。在风险防治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监管缺陷、主体资格界定模糊、算法权力控制失衡、责任主体追溯难等现实挑战,迫切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纾解。因此,应构筑医疗算法风险的全面防治体系,坚持医疗算法权力驯化的向善向美属性,增强医疗算 法权力对抗中主体权利的质效,厘清医疗算法责任归属中归责原则的困惑进而为医疗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防治补足法治力量。

     

对合作行动出发点的逻辑梳理

近代以来,社会建构是从抽象的个人出发的,或者说,"原子化"的个人是社会建构的原点。在对人的界定中,由于发现了人的自利追求而使近代早期关于人权的模糊认识变得更加实在,也因此而使社会治理方面的安排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在人的自利设定中,把人本来应当具有的道德因素从人身上剥离了,使人成为理性经济人。结果,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也都被简化为利益追求,社会建构也就完全从属于为了人的利益追求提供实现路径和保障的目的。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这一社会建构逻辑中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以至于我们必须去重新审视人。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社会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人也不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相反,社会是存在于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人是通过行动而建构了社会和诠释了社会。基于这一认识,关于社会建构问题的探讨也就聚焦到了人的行动上来了,从而发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动应当是合作行动,而人的共生共在则是合作行动的目的。     

经济能人·政治权威·道德权威——以HH村为个案的苏南村庄领袖权威获得与延续之实证研究

苏南村庄领袖的权威是一种由基于为村庄共同体带来福利的报偿性权威、基于上级任命获得的法理权威和基于个人人格和道德威望的魅力型权威共同组成的"复合型权威"。这一权威的延续,必须基于村庄领袖作为"经济能人"对村庄发展作出的持续贡献和作为"道德楷模"对村庄福利的慷慨回报。在此基础上,村庄领袖的政治权威可以自然获得并不断巩固。相反,一旦失去这两种权威基础,村庄领袖的双重角色则会自然中断。     

预算透明:理念、动力机制与提升路径

预算透明是良好的财政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实现财政民主和有效财政监督的生命线.本文从人民主权理论、公民知情权与参与权理论、治理理论和民主财政理论四个方面剖析了预算透明的理论依据.基于英美等国预算透明演变、公共预算形成的历程,提出预算透明度提升的压力模型、推力模型和耦合模型.并结合中国政府预算透明度现状,从法律法规建设、预算信息披露、政府会计改革、财政信息质量四个层次提出提升中国财政预算透明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