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风险与怀疑论

科学传播以各种沟通与传播的方式,将科技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传入社会各阶层,争取公众理解。科学传播曾经是人类启蒙的象征,长期被视为国家教育的核心,也是国民素质的指标。在这种科技传播的观念中,科学是有益处的,应当寻求社会大众的理解。但是,伴随着快速的科技发展,许多应用的技术,在短期效益的满足中,逐渐突显出这些科技在长期所显现的风险。武器的发明、核能的应用、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异、药品的滥用等等,都已经让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发觉,科技的应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导致怀疑科学效益的氛围。这种怀疑的风潮,在20世纪末可以说达到最高潮。狂牛症、基因改造食物、有关气候的科学数据可能造假、手机电波伤害大脑、商业化的科技产品等等,都充分体现科技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专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旁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科学传播的过程,已经不再以追求公众理解为主,而是期待公众信赖。这一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应用科技的两难,因此也成为一个如何降低公众疑虑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哲学家长期处理怀疑主义的理论,能够从对于知识的批判的角度,为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科技传播的内容中,必须列及风险的机率,并且考虑"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应用;第二、科学传播的作法,必须以寻求公众信赖为主,而不仅是公众理解。本文最后强调,这两点的落实,充分体现现今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当提升科学文化的使命。     

主持人手记

<正>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是现代西班牙语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吸收现象学、新康德主义等学说,发展出一种有自己特点的"生活理性"的哲理,很值得我们关注。但是,中国大陆学界一直未有机缘来正式了解他乃至西班牙语世界的哲学,实属一种亟待纠补的缺憾。眼下,年轻学者高源厚利用自己的     

“场所”——来自根本之处的思索

一、“场所”的形成1 92 6年 ,即西田几多郎 (1 870— 1 945年 )从京都大学退休前两年 ,他发表了题为《场所》的论文。这篇论文对于研究西田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说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篇论文出版之后 ,左右田喜一郎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对它进行了评述 ,认为它“进一步加深了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进步主义的思考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反弹。可以说,从现代化开始的那一天起,文化上的保守倾向和进步倾向之间,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张力。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仅仅是数百年来保守与进步之争的一个表现。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进步与保守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     

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机制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当代辨析

“精神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精神性”和“生产性”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精神生产”的精神性和生产性都蕴含在实践概念中,“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感性活动,它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并随着社会分工的推进而不断深入,最终指向“自由自觉活动”的人类实践目标。在经济学视野中,马克思将“精神生产”置于生产主义批判的语境内,“生产性”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增殖性特征,从而使得“精神性”价值沦为生产主义的外在表现。20世纪中后期以来,“精神生产”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非物质劳动和文化逻辑等理论开启了研究当代社会中精神性渗透和生产性弥漫等特征的新方式,由此产生了关于新型生产劳动者变革的“生命政治学”趋向,为此人们应当审慎对待这一问题。     

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形态

应用伦理学是一个正在兴起并广受瞩目的学科及专业领域,它不仅拥有伦理委员会、伦理诊所等实践形态,也具备典型的理论形态。作为一种程序伦理,应用伦理学渗透着强烈的价值理念或价值意涵,贯穿着一种融贯主义的方法论,反映并同时深化和强化了现代伦理学运作的两个基本特点,即现代社会一方面更重视个体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更重视整体的力量。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直面冲突、诉诸商谈、达成共识、形成规则、为立法提供理据。应用伦理学既有对基本原则的恪守,又有判断力和实践明智的运用。它是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发展,与规范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元伦理学四足鼎立。     

亲社会行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亲社会行为研究从以旁观者干预为核心的注重情境的研究过渡到以亲社会价值取向为核心的重视个体差异的研究,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其次,亲社会行为研究本身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重视社会赞许性的影响作用。第三,亲社会行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是采用多种变量交互作用的研究方法,以期更为准确地解释和预测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论R.杜娜叶夫斯卡娅的思想发展与哲学定向

杜娜叶夫斯卡娅是当代影响深远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目前对其思想的研究仍有不少未竟之境。杜娜叶夫斯卡娅从叛离“托派”到“约翰逊—福斯特思潮”时期、再到人本主义时期有着复杂的思想历程,也有着深刻的“问题意识”。杜娜叶夫斯卡娅从存在论层面切入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批判,揭示了托洛茨基激进的革命思想深处的形而上学地基,有其深刻之处和启发意义。但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多元“主体辩证法”向黑格尔主义的回归又将使其脱离现实的根基。杜娜叶夫斯卡娅对托洛茨基苏联观的批判为反思苏联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不仅这一理论构想本身存在难以自圆之处,而且诉诸“总体解决”的理论方案也流于一种空洞的理想主义。究其实质,杜娜叶夫斯卡娅对当代社会主义的视野局限使她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可能,她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疏离使她停留于抽象的思辨。     

从自治主义到后自治主义：意大利批判理论的历史脉络

在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舞台上,以奈格里、维尔诺为代表的一大批意大利左翼思想家受到了持续的关注。他们原创理论的发生语境要被放置在意大利自治主义到后自治主义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才能被充分的理解与解释。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依据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经验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等实践要素,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独特的政治化阐释以及对阶级构成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一种坚持工人在生产过程和政治斗争中占据绝对优先地位、具有不妥协革命立场的“工人阶级政治学”。而随着意大利自治主义在实践中走向衰落,意大利后自治主义思想在理论生产中产生了本体论转向和生命政治转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意大利批判理论开始获得了全球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