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坛经》与道家、道教关系考论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提出所谓曹溪本<六祖坛经>的编定者很可能是晚唐时期文人陈琡.从中唐至宋代的大量文献证明,曹溪本<六祖坛经>与道家、道教思想有密切关系,这就为以"洪州禅"为代表的南宗禅的道家化提供了新的证据,从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宗教发展中"三教合一"思潮确实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权力与革命:福柯的1968

法国1968年5月运动给予福柯行动的机会和思索的资源。他以这次运动为对象和参照,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权力理论和革命理论,回应了人们对“新哲学家”和“新政治”的呼唤。福柯以微观权力为对象,分析了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试图以此探讨现代社会的反抗策略。对于革命,福柯始终怀有极大的热忱,但他在1968年5月运动中的行动表明,福柯在本质上是一个新的无政府主义者。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康德哲学与企业文化

本文分析了中国当前企业文化的三种类型即官商、儒商和佛商,指出佛商流行于华南一带,是目前最有生机活力的一种企业文化,但这种生机活力是由于解构一切规范带来的,具有投机性,不具有积极建设性,对市场经济规律没有自觉意识,尤其对于赚钱的目的性不明确,背后受本能欲望的支配;康德哲学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这方面的启示是能够提供一种终极关怀,实践理性的道德自律为人的生存指明了一种理想目标。因此,当代企业文化的发展前景依赖于个人自由意志的确立和建立理性的规范,赚钱的目的应归结到完成自由人格。     

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建构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腐败的易发期和高发期,构建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有效开展预防腐败工作,是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我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及其变化趋势,今后一个时期预防腐败制度建设需要有新思路,重点抓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中的设计环节、执行环节和监督环节,在治"本"、治"软"和治"松"上下功夫、花力气.而且还要有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新对策,围绕权力配置不合理且缺乏必要监督、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尚不完善等状况,加强预防腐败制度建设.     

有效制衡与良性互动——宪政体制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权同检察权的关系

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出对检察权力有效制衡的宪政理念.通过合理界定监督权的性质和范围,有助于解决监督权同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之间的冲突,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健全完善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对实现监督权同检察权的良性互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企业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变革着企业资本的经营方式,但没有也不能改变或挤压企业性质.企业性质构成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本体.从本质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性质的意志表达、企业生命周期的代谢活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确证.企业性质及其发展能力构成企业社会责任的适用边界.以企业性质所设定的企业使命为价值载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根植于企业自身的、内生的、独一无二的责任愿景.任何企图躲避或背离企业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不是沦为乌托邦说教、也有可能在"善"的名义下行恶.     

权利的救济权能与公权

作为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之一,救济权能是保障和手段性权能,具体又包括获得侵权者救济权能和获得公力救助权能.获得公力救助权能所要求的公力救助性义务,在地位、性质、内容和主体方面都具有特定性,应独立类型化.这种义务的充分确认和配置,取决于从充分保障权利的目的出发,遵循权利的基本权能充分化和完整化等法治基本原则,建立合理分工与制约的民主宪政式的权力体制.     

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规范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提出的独特问题,它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法理基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本.党与人大的规范关系可以概括为"权力在人大,权威在共产党".这一规范关系基于权力与权威的明确区分,它通过对人类历史上成功政治实践的考察而提出,既符合我国国体及宪法性文件的实质精神,也符合我国政治实践的基本经验.在实践层面,按照权力与权威分立互补而统一于宪法的政体设置,可以实现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