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合平等

分配的正义是一个宽广的观念。它把整个物品(goods)的世界都置于哲学反思的领域之内。没有什么会被忽略;我们公共生活的每一个特征都会被考察到。人类社会就是一个进行分配的社群。人类社会不全是分配的社会,但却主要是一个分配的社会：我们在一起共有(share)、划分(divide)和交换(exchange)。我们同样在一起制造那些我们所共有、划分和交换的事物;而制造——也就是工作——是通过劳动的划分而在我们中间分配的。我在经济中的处境,我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我在同侪中的声誉,我的物质的所有物：所有这些都自他人而来,到我这里。说我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正义地还是不正义地拥有我所拥有的事物是可能的;但是给定分配的范围和参与者的人数,要作出这样的判断决不是轻易的。     

企业伦理的管理学态度——论德鲁克的企业伦理思想及其对企业伦理学的拒斥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企业伦理思想,其企业伦理思想线索和体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企业责任和伦理必须遵循伦理普适性原则,如同儒家伦理所主张的那样;由于管理者继承了社会的领导权力,因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仅限于其职能、权力和能力的范畴;管理者必须重视相互依赖的和和谐的关系。但是,德鲁克是“排斥”企业伦理学的。他反对企业伦理作为一个学科而不反对企业伦理本身。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哲学研究的三重启示

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造成了政治哲学研究方式的窄化,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则为探索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三重启示。就关注问题而言,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延续了近代政治哲学对权利问题的关注,而生命政治学则提示了关注权力问题之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就论证方式而言,近代政治哲学和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秉持自然论证的论证方式,而生命政治学则诉诸历史论证方式。就立论基础而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人为其基本前提,而生命政治学则关注主体的生命性特征。反思生命政治学对政治哲学研究所带来的三重启示,不仅为推动政治哲学研究突破原有视域提供了理论启示,同时也为思考构建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本范式的、合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任福生“石狮”系列:对一个文化符号的不断阐释

在许多年中,任福生一直是以石狮为母语展开他的绘画主题的.石狮在中国传统视觉文化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既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又是承担着权力守护者的角色.     

浅谈民主办教中权力和权力的运用

当前江苏省天主教民主办教的进程已经进入修订和完善制度阶段，这是江苏省天主教的整体形势，就地区的差异看，民主办教有的已经做了；有些正在做，没有做好；有些才刚刚起步；有的还没有起步。通过个案剖析，我们深深感到，实施民主办教首先遇到的是人的障碍，人在思想认识上的保守和滞后，而没有注视和倾听新的实际和新的变化，看不到全球化以及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教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身体姿势启动的内隐权力感对公平决策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 扩张身体姿势可启动个体的权力感。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 实验1考察身体姿势对免惩罚游戏的提议者进行金钱分配时的影响, 实验2和实验3分别考察最后通牒游戏、免惩罚游戏的回应者在蜷缩和扩张姿势下对各种分配类型方案的拒绝率。结果表明, 与蜷缩姿势相比, 扩张姿势使个体更倾向于在免惩罚游戏提议者角色时做出更多的利己不公平分配, 同时使个体更倾向于拒绝最后通牒游戏和免惩罚游戏中的不公平分配。本研究证明了扩张姿势启动的权力感可影响个体的公平决策。     

从中国人人际行为的特点看如何有效监控职务犯罪

本从剖析中国人人际行为的两个显特性——重“人情”和“关系”——出发，探讨了这些普遍性的特性和官员群体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并简要提出了几点监控职务犯罪行为的策略和思路。     

凯撒的归凯撒 为基督教的社会功能正名

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能否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不是为社会制定什么准则或标准,更不是监督或改造社会。     

认知诊断中多分属性与二分属性的对比研究

摘 要：Karelitz（2004）和詹沛达等（2016）认为1个多分属性内部(Lk+1)个水平的关系相当于Lk个部分满足线型层级关系的二分属性。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多分属性模型和二分属性模型的判准率,从而验证多分属性和二分属性间是否存在以上关系。结果表明：当属性个数较少时,两个模型的模式判准率相当,随着属性个数增加,多分属性模型的模式判准率高于二分属性模型的模式判准率。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多分属性和二分属性之间确实存在以上关系,但两者并非完全等价,二者间的差异随着属性个数增加更加明显。     

公共制度正义与社会道德进步

制度作为一定社会或共同体的正式规范体系,规范和调节着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是公共理性的凝结形式和表达方式。在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中,道德水平的提升决不简单地只是一个舆论宣传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生活实践、制度化了的规范力量引导的问题,是一个价值引导与通过制度安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