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体制下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治理——以市民社会的建立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在于公民权利的异化、政府权力的异化以及公民权利救济渠道的不通畅.根据宪政理论分析,关键就在于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存在冲突.市民社会是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沟通的渠道,能够平衡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这与宪政理论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在宪政体制下建立市民社会对于从根源上消除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     

领导人际情绪管理和员工建言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近年来,领导人际情绪管理（LIEM）作为一种管理和调节下属消极情绪的领导行为正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搜集了314份员工和领导的配对数据。研究结果显示：领导人际情绪管理积极影响员工建言行为;下属信任在领导人际情绪管理和员工建言行为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权力距离对下属信任的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权力和地位对信任行为的影响

采用两个实验探讨了权力和地位对信任和不信任行为的影响。实验1首先通过角色分配法操纵被试的权力感(高vs.低),然后采用信任和非信任博弈任务来测量被试的信任和不信任行为。结果发现,在信任行为上,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存在更低的信任水平;但在不信任行为上,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实验2同时操纵被试的权力和地位水平,探索二者对信任和不信任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信任行为上,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存在更低的信任水平,与之相反,高地位者比低地位者存在更高的信任水平,并且权力和地位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而在不信任行为上,权力和地位的效应均不显著。该研究结果说明,(1)权力负向影响信任行为,而地位正向影响信任行为;(2)权力和地位对信任的影响是独立的。     

权力感与助人行为：社会距离的中介和责任感的调节

本研究通过两个子研究考察权力感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及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与责任感的调节作用。研究1通过问卷法考察权力感与助人行为意愿的关系,并检验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研究2通过实验法检验权力感对助人行为的影响,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及责任感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权力感以社会距离为中介,抑制助人行为;责任感能调节权力感的直接效应,控制条件下权力感抑制助人行为,责任增强条件下权力感的影响不显著。     

“追名弃利”：权力动机与社会存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目前关于权力动机的研究主要关注权力动机的阴暗面, 但是对权力动机的积极面尚不清楚。本研究从公平与合作行为的角度出发, 分别采用最后通牒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任务, 探讨不同权力动机水平个体在内隐(眼睛线索)或外显(他人在场)社会存在下的亲社会行为是否不同。结果发现, 在眼睛线索或他人在场条件下, 相对于低权力动机者, 高权力动机者表现出更高的公平与合作水平。然而当没有社会存在线索时, 高低权力动机者的亲社会行为没有显著差异。结果提示高权力动机者出于名誉和地位的策略考虑, 也会表现出积极的亲社会行为。     

个体对他人的权力感知与情绪体验

他人不同的权力水平会引发个体不同的权力感知,带来不同的情绪体验。以往关于权力与情绪的研究多关注的是个体自身作为权力目标时的情况,而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来探究个体对他人的权力感知与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实验一采用回忆法,从情绪效价和趋近/回避动机的角度分析个体唤起的情绪反应,发现个体在与不同水平的权力目标交互过程中均表现出了明显的混合情绪,且相比于远距离的高权力目标,个体与近距离的权力目标进行交互时容易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和趋近动机倾向; 实验二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启动被试的混合情绪,发现以积极情绪为主的混合情绪的唤起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权力感知,具体表现为对一定社会距离内的权力目标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权力感知。     

认真对待权力——关于权力的正当性与权力运用方式的合理性的思考

认真对待权力,核心在于理解权力的必要性依据、正当性基础与合理性运用的问题。人类所以需要通过权力的方式实现社会管理,是由于权力既具有社会公共性同时又具有强制性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人民主权原则是权力正当性的依据,它否定了将暴力、神权、知识与权利作为权力正当性基础的观念,强调只有经过人民同意与授权的权力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运用的角度讲,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在权力运用方式的合理性问题上存在争论。     

内隐动机的测量

该文介绍了使用自陈量表测量的自陈动机与使用TAT测量的内隐动机的区分;以Winter的动机计分系统为例介绍了内隐动机的测量计分方法;并对内隐动机的测量从信度(重测信度、分半信度、评分者信度)、效度(建构效度与预测效度)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提出建立我国内隐动机测量计分系统的价值。     

权力感对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共情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权力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以236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故事回忆法操纵被试的权力感水平,并测量其共情水平及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高权力感者比低权力感者表现出更少的合作行为;高共情者比低共情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共情调节权力感与合作行为的关系：高共情缓冲高权力感对合作行为的负面影响。该发现深化了对权力感和共情在社会互动中作用的理解,凸显了个体特质在行为塑造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