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捷和他的朱熹研究

陈荣捷是著名美籍华裔学者 ,他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研究朱熹 ,先后出版这方面的专著五本及大量论文 ,成为与钱穆齐名的朱熹研究权威。本文回顾了陈荣捷研究朱熹的学术经历 ,探讨了陈先生观察和研究朱熹的独特角度和研究方法     

论《本义》注文与卷首《卦变图》之相合

明末以来,有不少学者批评朱熹<卦变图>,认为<周易本义>注文与卷首<卦变图>不合.实际上,这些学者未能认识到朱熹<卦变图>是用二维图表表达多维内容,从而误读了这张图.而一旦正确解读朱熹<卦变图>,将会发现<周易本义>注文与卷首<卦变图>符合若契,毫无相悖之处.     

邵雍先天学的两个层面:象数学与本体论——兼论朱熹对邵雍先天学的误读

邵雍是易学大家,又是北宋五子之一,他的学术贡献在于其先天学的建构.邵雍先天学可分为先天象数学和先天学本体论两个层面.先天象数学以易图为基础,以易数推衍为形式,建构了庞大的数理哲学体系,它们表达了邵雍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认识;先天学本体论对宇宙进行本体论分析,认为太极或者天地之心既是宇宙的存在根据,也是人类的价值本体,它们表达了邵雍对宇宙和人生之本体的认识.但是,传统学术史对邵雍先天学的解读,往往集中在先天象数学的层面,而忽视了先天学本体论,这是一个误读,朱熹就是如此误读的一个典型.     

从礼制美德到性情之正——朱熹对《关雎》诗旨的扭转

作为《诗经》首篇,《周南·关雎》具有明大旨的意义,因而其解释历来为注家重视。《论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对于学者理解《关雎》诗旨具有指导性。《毛诗正义》化用《论语》此语解释诗旨,体现出以礼制美德说诗的倾向,这也是《毛诗》系统叙说诗旨的一贯风格,朱熹突破这一传统,从《论语》“乐而不淫”之语中提炼出不同的诠释原则——说明“性情之正”。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较《毛诗正义》与朱熹《诗集传》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解释,进而展现朱熹对毛诗的突破及其《诗》学建构,最后指明这种转变的《诗》学意义。     

从《朱子语类》看《周易本义》成稿过程

本文根据《朱子语类》的十几项有时间标志的材料,考证朱熹从淳熙丙午到庆元戊午的十二年间曾多次修改《周易本义》底稿,并封笔于庆元四年。此后,朱熹于易学间有新观点,但不再写入《周易本义》。基于这样的时间框架,《朱子语类》与《周易本义》的某些不合之处,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宋元明清时期的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是历史上以新安(今安徽黄山市,原徽州地区)籍理学家为主干组成的一支地方理学流派。该学派崛起于南宋,发展于元代,寥落于明代,终结于清代,对十二世纪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它近七百年的盛衰过程中,始终有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一脉相传的理学家群和鲜明的学派特色。     

论朱熹哲学在王夫之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清朝经学家唐鉴在谈到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时曾说过:“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清学案小识》)此语虽并不全面,但却从一个方面道出了王夫之哲学与张载哲学及朱熹哲学的学术渊源关系。这就是:王夫之哲学虽是在继承、发展张载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然王夫之所以能继承、发展张载的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最高峰,则与朱熹哲学在其中所起的中间环节的历史作用是分不开的。     

民国时期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不同解读

民国时期,学术界对于朱熹格物致知说做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有蔡元培、谢无量等从工夫论角度的解读,有胡适、周予同等从科学的或认识论的角度的解读。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工夫论的角度解读朱熹格物致知说之后,工夫论的解读与认识论的解读二者逐渐走向统一,并发展至今。这一解读,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却是进一步发展的学术基础。     

人心道心之辨与后朱熹时代朱子学方法的奠定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最经典的学术著作,其中的《中庸章句序》更是朱熹哲学体系的纲领。嘉定更化后朱子学得到官方褒扬,这篇序便朝野流传,上至宋理宗,下至莘莘学子,都把它看作朱子学的入门关键。然而,《中庸章句序》所论述的人心道心关系问题,在朱熹的亲传弟子中,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