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算对内外倾者的心率、T波幅度和呼吸频率的影响

该文旨在探讨内、外倾者在三种不同难度心算时,心率、Ｔ波幅度、呼吸频率变化的差异。通过艾森克个性问卷筛选出１５名内倾者和１５名外倾者作为被试,让其完成三种不同难度的心算任务。实验结果表明,心算时两组被试心率均显著上升,内倾组上升幅度大于外倾组;Ｔ波幅度显著降低,内倾组降低幅度大于外倾组但差异不显著;呼吸频率显著上升,但两组上升幅度差异不显著。此外,从心率变化上看,两组被试对心算均表现出适应,内倾组的适应速度比外倾组慢。本实验表明,焦虑性精神紧张比智力操作性精神紧张对心率的影响更大。     

人类颞叶皮层与视、听信息加工:Ⅰ、神经心理模型和左颞叶癫痫病人的认知功能

对37名被试的18项神经心理测验结果进行因素分析后得到4个主要因素:知觉组织、感觉注意、记忆和知觉运动。对比组t 考验发现左颞叶瘢痫病人的节律跟随和说话人识别测验得分明显低于普通外科病人,说明左颞叶癫痫病可能影响听觉运动和非言语复杂听觉信息加工的能力。     

简论战国时期齐威王的用人治国思想

选贤任能是齐国的传统,齐威王深知选拔治国用兵的贤士,是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的关键。本文论述了齐威王发扬齐国举贤尚功、选贤任能的传统,继续发展稷下学宫,招徕四方贤士,听谏言,革吏治,任贤士,亲自选拔任用了邹忌、孙膑、淳于髡等杰出人才,使齐国保持了强盛并威震列国。     

“懒”的别议

平常大家对“懒”没啥好印象,民谚曰：“一懒百病生。”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懒”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     

成为基督的仆人——在华东神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道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经文：可3：13-15今天,华东神学院在上海鸿恩堂隆重举行毕业典礼,有本科和专科两个班级的学生,经过圣经、神学以及各类文化知识的造就,如今终于毕业了。毕业,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从神学生的身份,转变成基督仆人的身份。     

学步儿童的不顺从行为与亲子互动的关系

通过对138名学步儿童及其母亲的观察研究,分析儿童的不顺从行为与亲子互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在亲子互动中,母亲的言语策略多于身体策略。(2)母亲的模糊言语显著地正向预测儿童的反抗,母亲的远处身体指导显著地正向预测消极不顺从。(3)母亲的反应性与明晰言语、模糊言语、积极身体指导和远处身体指导正相关,与严厉言语和消极身体指导负相关。(4)儿童反应性负向预测消极不顺从和拒绝/协商行为。     

明代机械发明家王徵的超性生活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陕西泾阳人。16岁补弟子员,24岁中举人,52岁考上进士。寻补广平推官、扬州推官,在登抚孙元化推荐下,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嗣因登州游击孔有德等叛,登州失陷,元化被执,王徵只身逃归。1643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入关,罗致缙绅,在李自成的特使面前,王徵坚决不从,引佩刀自誓,由其子永春代为应命,乡人以身赎者百人。永春得以平安回家。王徵与西洋传教士多有交往,且因性好格物穷理,与教士所言相契,由崇信科学而皈依天主教,洗名斐理伯,成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友,其超性生活颇为充实,值得称道。     

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

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是中国天主教史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他第一次在闽东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展开系统调查,并受命将托钵修会关于礼仪问题的疑问亲自递交给罗马教廷,从而打破了此前半个多世纪中国传教区只有耶稣会一种声音的局面,使中国礼仪问题从原本属于远东传教会内部的争端扩散到欧洲教会,促成礼仪之争的进一步扩大化.因为黎玉范的罗马之行,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的1645、1656年文件,1661年多明我会兰溪会议,1669年教廷文件等一系列反应次第发生,中国礼仪问题逐渐演化为牵动东西方、延续数世纪的大事件.     

从张岱年的"创造的综合"论到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

迄今为止,首先由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的"综合创新"论已经有了三个发展阶段.张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创造的综合"论,80年代继续发展为"综合创新"论.经过包括方克立先生在内的诸多学者的阐扬和论证,"综合创新"论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方克立先生高度评价了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赋予其崇高的历史地位,并在2006年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把"综合创新"论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并多次强调这个思想应归于张岱年先生.     

晚清时期执权居士创制“心理(学)”一词的考察

据史料表明, 中国人执权居士于1872年在《申报》上首创了学科名称“心理(学)”一词, 这要早于日本学者西周1875年公开使用“心理学”一词。本文判定晚清的持平叟、执权居士、持平子、持平居士、公道老人均系同一人, 即朱逢甲。朱逢甲饱读经书, 国学底蕴深厚, 并在襄助传教士办报纸过程中接触到了西学, 具有了现代学科意识。1871年, 他在讨论中国传统相术时, 曾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过“心之理与事”一词, 为其创制“心理(学)”一词奠定了基础。中学与西学的交融与碰撞是朱逢甲创制“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尽管“心理(学)”一词首先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制, 但因西学在中国晚清时期发展的延缓和曲折, 故没有像日本学者西周使用“心理学”一词之后在日本学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