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法”与“术”概念及其现代政策意义

韩非关于法的这个定义，指出了法是官府制定的行为规范，守法则奖，违法则罚，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或的涵义相差无几。法和术有着密切联系，都是君主意志的体现，都是国家统治的工具，都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     

变性术后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变性术后的患者是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心理问题非常突出,它是生理、个人、家庭、社会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因此,通过社会、家庭及个体的共同努力,帮助其建立良好的个体心理模式,稳定其心理状态,可促进其心理的健康发展,这对于变性手术的成功和帮助变性后患者重新走向社会有重要意义.     

超常儿童数学能力的因素分析

培养与发展超常儿童的智力与能力是教育心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在智力与能力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重点对组成超常儿童数学能力的因素进行结构分析。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抽出了五个主因素．即综合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灵活的形象思维能力,并对各能力特点作了进一步分析。本文的结果将为超常儿童智能发展的理论研究提供可资参照。     

技术、道术与家——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本质的意义及局限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根源在技艺(techne),但其中艺术的一面受到压抑,因而此技术的本质就被硬化为强逼产出的座架,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这个转变的深层原因是古希腊就出现了的"数学因素",它通过笛卡尔的主客二元化使世界成为被主体表象的图象,万物成为确定的客体。要摆脱座架的控制,必须重现技艺的艺术维度,让它"自身缘构发生"(Ereignis)的柔性允诺性重新主导技术。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和海森堡都曾从老庄之道中得到过启发或与之产生了共鸣。儒家会十分欣赏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批判,特别是这种批判与归家思想的结合。但是,儒家要指出海德格尔的批判的不足,它忽视了个体主义对座架的促成力和单向度的存在论区分导致的忽视实际家庭的家园观,由此而使得他的解决方案稀松无根。只有以家庭为源头的有机社团,不管是儒家的还是阿米什人的,才可能摆脱现代技术本质对人的裹挟。     

侈靡就是扩大消费

《侈靡》是《管子》中公认难读的一篇。特别是对“侈靡”的解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多数学者认为,“侈靡”就是“奢侈”,或者是“奢侈消费”,把管子的侈靡观看作中国传统崇俭消费观的“异端”。有的学者把“侈靡”解为丰富足用之道,有的释成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策”,有的学者解释为“高消费”,也有的认为是要“将社会财富千方百计消耗殆尽”。这些观点各有所据,都有一些道理,在一定的范围内也能说得通,但通观《侈靡》全篇和《管子》全书,有些解释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加上《侈靡》中错简、讹文、脱衍甚多,学者们因看法、观点不同而造成了在理解、校误、订正、句读上的极大差异。有时候,不同的学者可以把同一个字校订为其意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形相似的字,一句话也可以句读成解释截然相反的两种意义。笔者认为,如果把“侈靡”理解为“扩大消费”,可以较好地对《侈靡》全篇作出通解。所以,笔者对“侈靡”的解释是：鼓励一部分人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人,多消费,增加消费,扩大消费。     

西汉孟喜改列卦序中的哲学思想

孟喜为西汉象数易的创建人,其易学后人称之为“卦气”。卦气乃结合“学”与“术”成一结构庞大的思想体系。就学而言,乃承受先秦伏、文、孔三圣的易学精神;就术而言,乃用于当时流行的占断灾异、吉凶及祸福。然而后世易学界受儒学重经思想的影响,多轻视象数,以“术家”视孟喜。作者兹特提出孟氏卦气中对于六十四卦卦序之排列。并详作象敷之解析,以见孟氏易学实具有学术思想之价值。     

分析数集和构图求解关系应用题的效果

1　问题的提出　　关系应用题是以比较、倍数和分数等数集关系为题材的问题。一道标准的关系应用题均有三种数集 :标准集、比较集和关系集 (差集、倍数集或分数集 )。根据未知数集的类型又可以把关系应用题分为标准集未知题、比较集未知题和关系集未知题。大量实验表明标准集未知题的解题错误率高于比较集未知题的解题错误率[1] ,对于解题熟练者也是如此。有些人认为 ,成熟的解题者表征关系型应用题时是对数集及其关系的表征[2 ] 。据此 ,如果要求学生在解题时分析应用题中的数集 ,则能促进问题表征。这是一种语义分析的观点。从非语义分析…     

数学等值概念获得的过渡性学习者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就数学等值概念获得而言,一般地,过渡性学习者在解决简单问题作业时趋向于使用一种正确策略,而当题目较难时则使用几种不同的错误策略。经过针对性的指导（或输入适当信息）后极易掌握此概念,表现为使用一种正确且充分的策略。同时,“言语一手势失匹配”可能不是过渡性学习者的必然的认知特征。     

库恩理论与西方数学史研究

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理论对自然科学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也延伸至数学史领域。由于西方数学史自18世纪以来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编史体系和研究传统,库恩理论被引入数学编史领域是随着对数学中是否发生过革命库恩理论是否适用于数学史等一些根本问题的激烈争论而开启的。尽管这场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旷日持久的争论终未能达成一致,但伴随着争论的进行,库恩理论对该领域的影响逐渐扩大和深入。这些影响既体现在学界对于数学史研究的性质和目标等抽象层面的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上,也体现在研究主体、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等具体层面的拓展和更新上;其对数学史研究的借鉴价值和实践影响,在近五十年来西方数学史研究趋向的转变以及该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得到了明确的展现。这些影响进一步揭示了关于数学、科学与历史问题的哲学考察对数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学生社会支持对数学学习坚持性的影响:数学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以北京市通州区一所普通中学的228名初一和初二学生为被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数学自我效能感和数学学习坚持性问卷,考察在中学生数学学习中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对数学学习坚持性的影响,并检验数学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社会支持中的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数学学习坚持性水平,而父母支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2)数学自我效能感在同伴支持和数学学习坚持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教师支持和数学学习坚持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