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良知内隐观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采用社会效度的方法,对346名大学生的良知内隐观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大学生良知内隐观所涉及的范围广泛,经因素分析可以把大学生的良知内隐观概括为9个因素;2.大学生认为良知的诸特征中较重要和具有一致性的有:孝敬父母、有责任心、守信、善良、自爱、诚实、真诚、感恩、明辨是非和自尊等;3.年龄对大学生良知内隐观的影响显著,性别和专业对大学生良知内隐观的影响不显著。     

从良知学到《孝经》学——阳明心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刘宗周“独体”概念辨析

刘宗周通过以心著性、重建性体的方式设立了"独体"概念。"独体"是"良知本体",却于工夫中现本体。"独体"既具有现实具体性,又兼具客观超越性,是气之理,是心知意物的融合体。于工夫中现本体的"独体"既避免了王学末流的浮狂风气,又为人之为人确立了形上学依据,体现了刘宗周哲学思想健实和客观的学风,也为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潮埋下了伏笔。因此,在今日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的格局中,对刘宗周哲学体系中"独体"概念的全面梳理,凸显其道德关怀和道德修养方面的现代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真如”与“生生”——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及其思考

真如与生生分别代表了梁漱溟思想中儒佛两家的本体。以梁漱溟早期与后期的不同著述为研究线索,可以清晰地探知真如与生生这两个本体之间关系的演进轨迹。在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早期思想中,梁漱溟以生为儒家道体,无生为佛教特色,真如与生生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在以《人心与人生》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中,梁漱溟一方面开始强调真如本体的心体与觉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将生生之体视为人心可以自觉的必要条件,这样,人心、心体的自觉就成了儒佛两家本体的汇通点,真如与生生的关系转而呈现出融合的姿态。明晰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有助于在儒与佛、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讨论框架下,为梁漱溟研究提供更多的问题增长点,更可以为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归宿的探讨提供启示。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善心、本心、善性的本体同一与直觉体悟——兼谈宋明诸儒解读孟子“性善论”的方法论启示

对孟子性善论相关问题的争论一直绵延不断,近年来又被学者们一再提起。其争论不仅涉及孟子所说善的界定,也涉及孟子性善说立论的逻辑根据、思维路径等,由此引出孟子所说的善是本善还是向善、抑或心有善端可以为善等问题。     

从"德性优先"到"德知并建"——由"良知坎陷"问题引出的中国哲学形上学现代诠释的反思

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有三类提法.只有在道德形上学的圆善层面上进行解读,知识才能得以保存.这固然在儒家心学系统中已经达至圆满,却未必是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最佳典范.成中英先生在尊重先秦儒家经典的原义上建立了本体诠释学,以一本多体的态度看待道德与知识,在新外王的现代开展上甚于"良知坎陷"的处理方式,为现代中国哲学形上学...     

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易学观

学界一般认为"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创立的直接契机,而"龙场悟道"又与"玩易"关系紧密,尽管并不能由此得出《易》即为阳明学术之"大本大源",但不可否认,《易》之思想资源确实对阳明心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讨论《易》之书、易之道、卜筮、象数等诸方面的内容,阳明一方面赋予易学以心学意味,同时也使得其心学明显表现出"体用一源"的易学思维方式。这一解《易》路径对其后学影响深远,开启了以易学注解、诠释阳明心学的滥觞。     

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之衍变

本文以阳明后学为研究主体,试图疏理明中叶后三教合一的衍变形态,并论证它呈现出从"以良知范围三教"到"以孔矩收摄二氏"的思想转折.这个思想转折揭示了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观,不再以"如何确立良知主体"为主体意识,反之,鉴于当时的合流过度强调教体的"圆融性",对教法"规范性"有所疏略,导致"儒不儒、禅不禅、玄不玄"的三教相滥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伦理秩序继而受到挑战.因此一些儒者尝试回到三教根源处,重新确立以孔子之道为规范的合流原则,以期能解决当时的失序危机.然从以"良知"为主体到以"孔矩"为规范融合主张的转变过程,也明显地透露了两大值得思考的讯息:一、部分阳明后学开始逾越以"良知"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寻求另外的思想出路;二、学者欲表述孔子无言之天道,加强了儒家"宗教性"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