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以德治国”的本体定位

德治本体问题是对“以德治国”的形而上追问,我们必须时“政治伦理”作为德治的本体定位进行探究,才能为“以德治国”提供理论资源。     

再论阳明学中良知的道德自身意识问题——以耿宁对王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划分为中心

在耿宁对王阳明良知思想的诠释中,道德自身意识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围绕这一概念,可以发现耿宁的诠释与阳明的良知学说之间存在着一些思路上的差异,具体体现在耿宁对自然、本体和本能三个概念的诠释之上.通过对这一思路差异的揭示,可以进一步分析耿宁的诠释与阳明学对道德问题的两点方向性不同,也即耿宁的诠释独有的特色:由道德呈报主体;自然的非道德性、反道德性.     

《乐记》的儒学思想CSSCI

《乐记》初步奠定了儒家心性论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儒学的理欲观,强调了气对道德和风俗变化作用的德气论,把乐与国家的治乱联系在一起,把乐之道与政之道关联在一起,用道德化、政治化的方式去看待、分析乐,强调用歌乐来促进和培养德性、治心修身,形成了儒家的心性—乐教论。     

信任关系的变革——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再思考

考察吉登斯庞大的现代性理论体系,信任关系是其内在的连贯线索.在他看来,信任是个人本体安全系统的基础,是本体安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联系纽带,信任关系以个体所处的特定生存环境为前提.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导致信任关系也从"地域性"信任关系向"脱域性"信任关系转变."脱域性"信任关系建立在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基础之上,它使人们的心理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性反应,如"运气"态度、"实用主义"态度、"犬儒式悲观主义"态度等.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既体现在其研究方法上,又体现在它对现实的警示上.     

杨简“心”本体阐释

杨简接续和光大陆氏心学,以"心"为本,将"心"之范畴彻底化、圆融化,建立了完全意义上的心本体学说。杨简认为,本体之心是人人之所自有而又超越个体和时空的宇宙本根。它本然自足而自明自神,虚明无体而范围天地,发育万物,贯通古今,自善自仁。杨简心之本体具有六个特性,即内在性、超越性、神明性、虚而无体性、感通天地万物之性和道德伦理性。通过对"心"本体的阐释,杨简抛弃了陆氏"沿袭之累",继承陆氏又超越陆氏,因此,走向彻底的唯"心"论。     

易学诠释学模式下的北宋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经典的诠释中发展的,<周易>诠释学的转变直接促成了北宋理学的发生发展.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的结构可以分为经典的诠释对象、经典诠释的主体和经典诠释三方面,而经典的诠释又可以分析为诠释模式、诠释内涵和诠释风格.对于北朱理学的易学诠释来说,其话语系统是重视义理,其内在理路是坚持"体用一源"的本体与现象的圆融,同时又开出独具特色的修养论与功夫论,其诠释内涵则坚持天道性命的贯通,而赋予本体以价值意义.北宋理学家正是由易学诠释学,从玄学中转出来,而能与佛、道抗衡.理学家对<周易>的解释也解决了会通<孟子>与<中庸>、<易传>的问题.     

从"纠偏"看《周易正义》的经学和哲学价值

在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于世,"隋唐佛学"固然是该时期思想的突出特征,但在真正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中,中国的传统经学还是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周易正义>是<五经正义>之一,在唐代易学史、经学史乃至哲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周易正义>既"以辅嗣为本",又"以仲尼为宗",从而呈现出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学术倾向;就易学本身而言,其在注经方式上又表现出象数、义理并重的特点;从本体的角度来考察,则体现出"贵无但不贱有"、"崇本但不息末"的哲学倾向.这种自觉地"纠偏"倾向和兼收并蓄的做法既是唐代大一统文化的缩影,又反过来强化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理念.     

破“门面格式”,做“实际学问”——邹守益的心学思想概论

在阳明的众多弟子中,黄宗羲独推邹守益,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而"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明儒学案>上册,334页,中华书局,1985年).为什么能得出这一论断?黄宗羲并没有给出有力的根据,只是概述守益之学得力于敬,言"道器无二,性在气质",反对"裂心体而二之"等等.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黄宗羲没有提到,那就是邹守益深刻地把握了阳明"良知说"的要义,以破"门面格式",做"实际学问"维护和发展了阳明的"良知说".     

气本体论溯源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

"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是本体范畴,同时也被认为是一切变化的动因,所有联系的桥梁."气"于自然、生命、认知中无所不在.气成为本体概念有其演进过程,气本体论决定了传统中医方法论特色,因此也就影响了中医现代研究及其结论.对中医理论现代研究矛盾的关键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