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先验对象概念

先验对象是感性直观杂多具有概念的统一性的先天根据,康德也称之为纯粹知性的客体。比较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两版中关于先验对象的有关论述和修改,在第一版中,康德把依据概念的统一性和意识的统觉的统一性等同起来,先验对象作为感性杂多统一性的根据,不仅包括知性概念的一种纯粹运用,也包括先验主体,由此,这一概念的内涵比较模糊。在第二版中,康德并没有真正删除这一概念,而是用消极意义的本体取而代之,这一修改不仅取消了先验对象与先验主体的同一,同时也使先验对象的内涵得以明确。     

孔子诗教与礼乐观发凡

孔子诗教的思想主旨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敦厚纯洁的情感提升人的理想、道德、人格、情操。敬莫大于"礼",隆礼是华夏文化的根本特色,也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援礼入仁、质重于文、和谐有序、严责僭礼构成孔子礼教的人文特质。乐莫大于"乐",人歌而和、闻韶忘味、评章韶武、与太师说乐、晚年正乐,鲜活表明孔子的音乐造诣和艺术修养。以"诗"来兴发志向,以"礼"来立身处世,以"乐"来陶冶性情,集中体现了孔子教化哲学的人文精神。     

刘宗周“独体”概念辨析

刘宗周通过以心著性、重建性体的方式设立了"独体"概念。"独体"是"良知本体",却于工夫中现本体。"独体"既具有现实具体性,又兼具客观超越性,是气之理,是心知意物的融合体。于工夫中现本体的"独体"既避免了王学末流的浮狂风气,又为人之为人确立了形上学依据,体现了刘宗周哲学思想健实和客观的学风,也为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潮埋下了伏笔。因此,在今日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的格局中,对刘宗周哲学体系中"独体"概念的全面梳理,凸显其道德关怀和道德修养方面的现代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文野之辨──孔子关于文艺的基本思想辨正

像孔子这样的民族文化导师,不能将他的世界观性质的基本思想解释为某种现代学科领域内的理论观点。他关于“文”的思想就是如此。“文”不止是与“质”相对的范畴,也不止是“内容－形式”系统中的形式。它的涵义要在“文－野之分”的意义上才能得到正确理解。“文”就是人从动物性、野蛮性、粗鄙性中升华提高所达到的文明、文雅和美的存在。这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文教”的根源。因此,“礼乐”成为孔儒文教体系的主要方式。这样就决定了其文艺、美学思想“人－文－美”一体共生的性质。首先是人生的美化和艺术化,艺术的审美功能与此紧密相联,所以要求艺术文质彬彬、乐而不淫（过分）、健康和谐。     

老子之道的虚空特征与本体性之新探

"道"是老子哲学体系中的核心。"道"以"虚空"或"无"的形态存在,"虚空"或"无"是物质的潜在状态。"道"是混成之物,所以"道"是具有精妙的内部结构特性的,它是人类尚未完全认识的物质存在的高级形态。宇宙万物是"道"创生与演化的结果,而且在演化的过程中,"道"的作用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在研究宇宙的本体(或本源)问题上,没有其它的概念可以替代它、超越它。"道"是具有至上性的。     

在世俗与神圣之间: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比较

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基督教伦理作为两种不同的伦理文化类型,其本质差异典型地彰显着伦理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的一体两面,体现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各自特色。从学理上对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进行比较研究,既是厘清两者所代表的中西伦理文化特征的需要,也能为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带来启示性     

儒家学说的实践理性

一、儒家学说的实践理性溯源于孔子积极人世的精神特质,表现在对西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动荡,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开创儒学,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为变化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本原。 中国古代传统礼乐文化至周代而极盛。其本质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调整人际关系的文化。它是贵族宗法分封的等级秩序制度。它以外在的“乐”为形式,体现着其内核——严格区别亲疏、长幼、贵贱、尊卑、上下、男女的贵族等级、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它把礼和权力、财力的再分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展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联系,一切社会和个人的活动,莫不以礼的形态进行,在春秋战国时期。     

“真如”与“生生”——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及其思考

真如与生生分别代表了梁漱溟思想中儒佛两家的本体。以梁漱溟早期与后期的不同著述为研究线索,可以清晰地探知真如与生生这两个本体之间关系的演进轨迹。在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早期思想中,梁漱溟以生为儒家道体,无生为佛教特色,真如与生生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在以《人心与人生》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中,梁漱溟一方面开始强调真如本体的心体与觉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将生生之体视为人心可以自觉的必要条件,这样,人心、心体的自觉就成了儒佛两家本体的汇通点,真如与生生的关系转而呈现出融合的姿态。明晰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有助于在儒与佛、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讨论框架下,为梁漱溟研究提供更多的问题增长点,更可以为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归宿的探讨提供启示。     

“默识”如何成为一种工夫？——基于历史与哲学的考察

“默识”在汉唐期间的《论语》诠释中本属一般性的知识论议题。至宋明,伴随心性哲学的发展,得力于理学对“心”之认知力的开拓、心学对认知隐默面向的极力发挥,乃至佛学之禅修理念的影响,“默识”逐步转变为冥契本体之认知方式与主体涵养之实践要求。“默识”的工夫论演化呈现了儒家心性修养路径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微妙转换,同时凸显了儒家心性哲学乃是朝向两个层面的确定性寻求,即确定得者为真（朝向本体）与确定真得（朝向主体）。对“默识”的工夫化进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儒家心性哲学工夫论的探讨提供一历史与逻辑的线索。     

学前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及其获得机制

学前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发展的研究近20年来一直是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热点。Carey等主张学前儿童的生物概念系统是从心理概念系统中分离出来的由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根本性概念转变,儿童还没有一个包含动植物的整合的生物系统。但另一些研究主张学前儿童能够对生物现象进行本体区分并形成内在一致的生物学因果解释,拥有朴素生物学理论,该理论是在一个概念系统（生物学概念系统）中逐渐的连续性变化过程。目前整合的观点认为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在童年早期就独立于心理学理论,但在分离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还要受心理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