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论文明与道德——重温《论科学与艺术》

《论科学与艺术》包含了卢梭许多后来思想著述的萌芽,它讨论的是科学艺术的"近代复兴"与道德的"社会风俗"的关系。卢梭仅将科学艺术视作文明,并把它们与道德对立起来,认为近代文明失去了本原的道德精神实质。但所有的成熟文明都包含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道德也是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文明的价值和规范的基础。卢梭没有意识到,否定文明也就等于否定了道德。但卢梭文中对科学艺术的批判反思,对道德乃至宗教救赎精神的推崇,赋予其思想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与启示意义。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的进展和艺术的普及已经发展到了卢梭难以想象的程度,科技的兴盛固然带来了普遍的福利,却也走近了这样一个门槛:高新技术给人类带来无数方便与好处,人类的控物能力不断大幅提高;与此相比较,人类的道德自控能力若没有相应的提高,科技的发展可能带来难以预测但却可能改变人类文明命运的后果。这种不平衡无疑会是人类文明一个持久的基本矛盾。     

夯实基层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和典型经验,形成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夯实基层实践基础。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在基层的实践,对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瞄准基层需求,创新基层工作,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提质量、上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德治基础。     

勿以恶小而为之：滑坡效应的心理机制及预防策略

滑坡效应是指个体的不道德程度有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剧的倾向, 即不道德行为具有反复性和渐进性。它广泛存在于个体自身层面以及人际互动过程中, 会影响个体正常社会交往, 甚至阻碍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滑坡效应的研究方式包括实验者操纵法和自发性欺骗法, 心理机制包括道德推脱、内隐偏差、自我非人化等, 对应的干预措施包括提升预防定向动机和塑造积极的描述性社会规范。未来研究可从心理过程和生理机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滑坡效应的适用范围、神经干预方式等。     

道德“沾光”效应：道德评价对道德自我知觉及道德行为的影响

人们喜欢关注道德事件并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往研究发现回忆自己(而非他人)的道德行为能影响个体的道德自我知觉和道德行为。本研究关注参与道德评价是否会对个体的道德自我和道德行为产生影响。2个研究共同发现：(1)存在道德“沾光”效应：评价支持他人的道德事件,或反对他人的不道德事件,能提升个体的道德自我知觉;(2)道德评价通过提升道德自我知觉,进一步增加个体的道德行为。     

具身视角下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特征、影响因素与未来展望

摘 要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与具身认知理论,身体净脏与道德概念存在隐喻联结;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具有心理现实性,并对道德判断产生一致性和补偿性效应;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中介因素有厌恶情绪和道德自我意象,调节因素有身体敏感性和道德敏感性;未来研究应在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神经机制、情境性、指向性、干预机制、文化差异等方面进行丰富和完善。     

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的分析

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实验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实验1探讨个人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高个人权力感显著增加被试对规则的敏感,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实验2考察回忆任务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发现相对于低权力感启动的被试,高权力感启动的被试在进行判断时更关注行为的结果,对规则更不敏感,这说明启动的权力感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抑制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道德直觉的宗教性内涵——谢林与黑格尔在良知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

虽然“良知”长久以来都是现代道德哲学的一个显要部分,但是很少有人会再把它看作宗教性的概念。谢林和黑格尔在对良知问题的谈论中,却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它的宗教性内涵。良知即使被一般性地看作道德行为,其所申明的直接性和确定性也来自神圣的根源。不过,两人的分歧之处在于：黑格尔并没有把良知看作一种真正完善的精神样态,而是批评和揭露了它深层次的缺陷和问题;而谢林则把当时单纯情感主义的对良知的浅薄描述仅仅当作一种时代的病态,因而把真正意义上的良知概念与他的启示哲学体系深度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