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从朱王"新"、"亲"之辨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朱熹和王阳明就"大学之道在亲民"的"亲"字进行了各自的阐释.朱熹强调的是对民众的教化,"亲"应作"新";而王阳明强调不仅要对民众进行"教",更要对民众的生计给予关怀.注重从物质上对民众进行"养","亲"不能只解释为"新".王阳明从良知出发,认为明德、亲民是体与用的关系,政不亲民则明德不明.因此,王阳明在治世中表现出了重教、贵生、富民的爱民情怀.但是由于王阳明的政治立场的限制,他的"亲民"思想并不彻底,不可能在为政活动中一以贯之地践行.     

听觉后见之明偏差的实验研究

后见之明偏差是一种人类认知自我中心。后见之明偏差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尤其是其应用价值更不容低估。研究1采用回忆型和假定型研究范式考察听觉领域是否存在后见之明偏差;研究2采用回忆型研究范式,从需要角度考察奖励性动机对去除听觉后见之明偏差的作用。研究发现:听觉领域存在后见之明偏差;两种研究范式的后见之明偏差不存在差异;奖励性动机并不能消除听觉后见之明偏差。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早期儒家与"民之父母"

历代儒者引经据典,从"民之父母"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了亲民、爱民、保民、富民等要求.但是,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古代社会君民关系的这一基本理论似乎未着笔墨.本文集中讨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学派关于"民之父母"的思想,归纳出其中至少包含了"民之父母"需要符合"必达于礼乐之原"、"使民富且寿"、"同于民之好恶"、"顺而教之"、"有父之尊,有母之亲"等原则.孟子则借用"民之父母"的理论痛斥当政者"以政杀人"、"率兽食人"、"使老稚转乎沟壑".荀子指出当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堕落为"民之怨贼"的地步,统治阶级内部其他符合"民之父母"标准的领袖可以以"革命"方式取而代之.在今人看来是"乌托邦"的这种构想,在儒家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蓝图.儒家之外,<管子>提出,"法"才是"民之父母",在"法"的层面,即使是有所过错,也可以有办法弥补,不至于酿成大患,可以看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重论士之兴起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地位

士阶层的起源历来多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此固然不错,但此问题犹有待深入探析。因为进一步的研究会发现,士阶层起源之远因自西周时代已出现,春秋战国时代之社会转型,只不过成为包括士阶层在内的社会阶层转化过程之加速剂。此外由于孔子所创新型社会教育体制中的思想转换因素,把士由旧式的社会政治仆役,塑造成新型社会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确立及其方法

作为18世纪著名的学术巨擘和思想家,戴震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戴震的义理之学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解读是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环节。     

加强我国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思考

我国现有两亿多农民工,且遭受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以致近年新发现的职业病人几乎是农民工,但他们却没享受法律规定的平等待遇,为此中央领导多次批示,要求制定有利于《职业病防治法》贯彻落实和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制本之策。结合广西开展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实践,指出其6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和防治对策。     

中风病简化辨证的哲学思考

中风病分阴证和阳证为纲辨治,不但有是充分的实践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符合哲学的否定之否定定律.从中风病简化辨证的必要性,中风病阴阳辨证的发展,中风病的病因病机、证候属性可从阴阳两方面认识,中风病阴阳为纲辨证方法符合哲学否定之否定定律4方面进行了论述.     

晋宋之际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

晋宋之际形神之辩以牟子为先声。从牟子开始便自觉地援用老子思想阐发佛教神不灭论。罗含、孙盛也各自依据先秦道家的气论在形神问题上展开辩论。至慧远,则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的理论水平上依赖先秦道家思想,把晋宋之际的形神观提升到了当时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