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报应与善本当行 ——从功过格看晚明清初士人劝善理念之差异

功过格是盛行于晚明清初的通俗劝善书,功过格的流布,引发了一场关于劝善理念的争论。推行功过格的士人宣扬善恶报应、行善求福,其在吸引普通民众的同时,遭遇了正统儒士的批驳,他们反对功过格的功利色彩,强调善本当行、改过迁善。这两种劝善理念的差异既反映出士人群体不同的道德教化立场,也凸显了世俗功利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之间的价值张力:其一,在道德劝善上,推行功过格的士人主张善恶报应,更多地是面向一般民众的方便教化,正统儒士坚持善本当行,主要是勉励学道之人修身成德;其二,在德福观念上,普通民众深信善恶报应,希望积德行善能获得世俗福报,精英士人则基于良知自觉,以礼义为福,追求道德人格的完成。     

华佗之"耻"与"悔"及其他

华佗(公元108或141-203或208年)是祖国医学的标志性人物.他处剂不过数种,针灸不过数处;发明"麻沸散"施行手术,世尊"外科鼻祖";创制"五禽戏",开保健体操之先河.众多弟子如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和西安的李当之,皆闻名天下.传世的《华佗传》有不同的版本,如陈寿(233～297)《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以及范晔(398～446)《后汉书·方术列传》.范晔这样记述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对照读陈寿的记载:"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好象都是说:华佗不愿作医生,而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刻在寻找走上仕途的机会,因为恃才傲物,而惹怒了曹操,才引来杀身之祸.难道华佗在品德上真的有若干缺陷?华佗之死真的是咎由自取吗?     

河南板头曲的文化精神

河南板头曲称"中州古调",是明代中叶开始流行于河南民间的"弦索"乐,曲目繁多,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曲调优美,适宜于表现既高亢豪放又细腻委婉的感情,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因此,在河南特别是南阳地区广为流传,是群众的重要文化生活内容.为我国重要的民间乐种之一.     

论李二曲之三重境界

二曲以虚明寂定为人生本面,其本体境界呈现出虚明寂定的特征,进而在其人生境界中自得明道、率性自然,最后达到理欲两忘的圣贤境界。二曲的境界说是本体论思想的重要延伸,它揭示了儒学本体论中在人生实践中的自由超越的特点,同时也揭示了本体论和境界论之间的关系。     

当爱归于零

推开一窗细雨的时候,总感到心口隐隐作痛,有咸咸的泪水夺眶而出。和着雨水的味道,感觉涩涩的,就像曾经有始无终的初恋。不是伤感的季节,心里却又祭奠起那段早已归于零的爱。     

当他们渐行渐远

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亲切,遥远;一转身就能看见,却在忙碌中,几乎遗忘他的表情？     

齐鲁葬俗比较

齐鲁两国实行不同的建国方针,齐国实行“因其俗,简其礼”即因袭沿用原土著东夷族的礼俗。而鲁国实行“变其俗,革其礼”即用周礼变革原土著东夷族的礼俗。两种迥然不同的建国方针,在葬俗中充分反映出来。主要表现在齐国沿袭原土著莒国等东夷国,大量使用以人殉葬的葬俗。而曲阜鲁故城内,129座两周墓葬中,仅有一座墓中殉葬一人,证明鲁国基本上废除了殉葬陋俗。     

白马寺佛教音乐初探

洛阳白马寺在佛教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尊称为"释源"或"祖庭"。随着唐朝与西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佛教发展进入盛期。佛教宗派林立,其中禅宗"见性成佛"的主张让佛教走向普通民众。白马寺佛教音乐与当时民间音乐、诗词、南北曲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白马寺佛教音乐,对了解唐宋元音乐有重大参考价值,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内蒙古佛教寺院壁画的艺术特色

壁画是建筑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召)大多有绘制壁画的习惯,例如,呼和浩特的乌素图召、大召、席力图召,包头的美岱召、五当召等佛教寺院现存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壁画。这些壁画所表现的题材十分广泛,以佛教画为主,包括各种佛、菩萨、护法神尊像图、传记画(本生图)等,还有重要历史人物、高僧的肖像画。这些壁画内容丰富、技法精湛,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特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从“涤除玄览”到“曲因其当”——论汉初黄老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如何可能

黄老道家思想一度被汉初统治者推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道家从在野派变为主政派,真正担当起庞大国家的政治责任时,著意于精神修养、境界提升的玄谈,远不能满足政治上经纬人事的需要,故汉初黄老道家将先秦道家静态观照的“涤除玄览”发展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曲因其当”。所谓“涤除玄览”,要求主体用心若镜,让开一步以成就万物之并作的无不为境界;而“曲因其当”则要求主体在舍己之志、以物为法的同时,还要依顺万物之理以推之、助之,表达了对世界秩序化的要求以及主体知几、用权的创造性要求,由此,汉初黄老道家从政治和社会现实层面赋予了“无为而无不为”以积极之“实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