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问题与后现代政治学的困境——兼论齐泽克对拉克劳普遍性概念的批判

<正>特殊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是近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从笛卡尔的"我思"开始,经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时,近代哲学有关特殊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讨论似乎已臻成熟。然而,细读现代西方左翼政治哲学之作,特别是巴特勒、拉克劳与齐泽克的《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一书,笔者发现,关于上述范畴的讨论尚有待进一步深化。而在这方面,现代西方政治左翼学者的有关思考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鉴此,本文拟从拉克劳与齐泽     

宋代道教咒语的话语分析与历史转向

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宋代道教咒语的语言范式、语言特征与功能机制,阐释其反映出的特定道教观念与思想理论转向,探讨道教咒语与宋代大历史之间的互动交融。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宋代道教咒语发生了承前启后的历史转向。为了满足信众降福消灾的世俗需求,宋代出现了大量带有巫术色彩、凸显道士权威的道教咒语;道教法术与内丹理论的融合使得道教咒语往内修、炼炁、天人合一的方向靠拢,体现出强烈的内炼外法的倾向。与此同时,为了迎合朝廷的权威,道教咒语不仅规避与当朝政治辞令相重合的内容,且分化为两种话语风格,以使得在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中传播。宋代道教咒语不断应对变化中的时势,积极采取不同的语言策略适应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在话语变化中突破困局,构建道教咒语文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受伤的身体、复原的身体？——关于女性割礼的话语

引言 人类在如何看待文化实践方面远未达成一致。例如，以假定的人权普世性为名把一种观点强加于人，这必然会与某些感受性发生冲突。正如女历史学家庞达·姆博所提出的（1999：75）：“如何把尊重人权与肯定文化协调起来？”因为，这涉及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世界观念和男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另外，人们是否能从外部来了解某些文化的特质？这些文化特质是否能作为普世观念的评判对象？     

毛泽东农民话语的演变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先进性与革命性之间的张力,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隐藏线索,理解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钥匙。1949年后,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历经了两次转向。第一次是从强调革命性的阶级分析转向强调先进性的生产方式分析,但这一次转向使农民话语中的紧张关系愈加凸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话语转向,重新回到以革命性为核心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只是从表面上缓解了话语的紧张,并没有真正解决理论的内在矛盾。不过,虽然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历经反复,在实践上也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始终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重要遗产。     

当代应用伦理学与中国应用伦理专业学科建设

应用伦理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哲学门类人才培养格局，推动科学研究领域分化与重组，带来新一轮哲学研究生教育和学科专业建设的改革与创新。应用伦理专业有其特定问题域，是一种多元化策略决策系统。它不仅仅关注哲学、伦理学理论的应用，也关注其他学科知识的应用，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特定伦理问题提供判断和决策。应用伦理专业应围绕职业伦理实践开展跨学科研究并培养从事职业伦理实践的专门人才，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应用伦理专业“三大体系”建设是核心价值引领、职业伦理治理、交叉学科教研、参与全球治理的“四维一体”工程。它以“人才培养”为主线，贯穿应用伦理专业学科体系建设；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指引应用伦理专业学术体系建设；以“自主知识”为素材，丰富应用伦理专业话语体系建设。     

新媒体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

新媒体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变革势在必行。教育者应在全面分析话语构建的时代背景和变迁表征的基础上,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要素、内涵进行设计和建构,并提出适合中国学校实际情况的话语体系建构路径,从而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社会功能和整体功效得以充分发挥。     

周公形象的塑造与早期儒家话语的建构

《左传》中的周公是具有卓越成就的政治家，也是备受周人尊重、鲁人尊崇的历史人物。春秋战国之际的士人出于话语建构的需要，其文献载录改变了周公形象。《论语》是转折的开始，到战国时代，周公成“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选择，周公已经成为儒家崇圣系统的重要对象。在《荀子》中，周公最终被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中，关于周公的话语成为儒家建构...     

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羊多牧少"之中国教会中的传道人绝大多数都感到自己很忙,正如马大一样。一个忙碌的传道人往往容易因为"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路10:40),于是,"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的景况就凸显在一些传道人的身上(参雅1:6)。本期话题"传道人与灵修"旨在帮助和提醒忙碌在工场中的教牧同工,不要忘记在神面前的安静与灵修,因为上帝看工人过于他的工作,只有在与主有美好关系中的侍奉,才有真正的价值和功效。     

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邓小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充分吸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三步走”“共同富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话语概念，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称谓、重要目标、战略步骤、本质特征、基本路线、必由之路等重大问题，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初步框架。邓小平在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统一，坚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扬弃与超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话语基础。     

论“两个行”的内在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历史观诠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行”的新论断。“两个行”所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既遵循了“行”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创造了“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特殊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时，在“遵循”与“创造”的守正创新中亦探索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前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后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两者的统一只有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方能得到系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或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执行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守正性产物，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创新性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