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试图探讨中韩日儒家精英大致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普遍性伦理或中心范畴,然后略述其现代意义。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基本观念的主要内涵是普遍的,稳定的,是东亚各儒学大师的精神追求和信念、信仰,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对社会文化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儒教伦理在东亚各国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同一价值理念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不可忽视的是其共性,这些理念完全可以成为新的东亚伦理或全球伦理的基石。     

“虚无党”话语在中国：从传入到传播（1900－1930）

1900年“虚无党”一词作为nihilist的对应词，从俄国经日本输入中国并首次出现在中文刊物上，在使用上常与“无政府党”、“革命党”等混为一谈，在概念界定上多以党派归属或者暗杀手段为指向；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党以“目的认手段”的选择性诠释、国内对暗杀活动的舆论传播和效仿行为，以及虚无党小说以人物宣扬精神的译介倾向，使得虚无党话语在传播中呈现出主义淡出、精神凸显的特点。以1900－1930年为虚无党话语发生期把握“虚无党”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可以看出“虚无党”在中国经历了域外词汇－汉化概念－流行话语的演进历程，“主义淡出”的传播特点当有助于理解20世纪早期虚无党话语与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历史联结和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

民主革命时期，李大钊较早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不过中共党内更多使用的是“民族解放”概念，其间在十年内战中曾激烈地批判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抗战时期则从正面有限地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建国前夕，毛泽东肯定了“复兴”的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重新出现，并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高频使用。习近平将其发展构建为内容丰富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构建既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也反映着话语构建者的主观意图。“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的统一。     

中心的消隐——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状态

商品经济的凸起,城市大众文化的兴盛,传统价值观念的式微,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所处地位与所起作用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失去居庙堂之高的地位和中心话语的影响力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面对被边缘化的处境,不得不接受中心的消隐的现实。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兼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在通常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领域.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是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则是同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本文主张,只有把这两个研究领域综合成一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这两个主题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这一普遍性价值的实现时,也必须充分兼顾到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尤其表现在传统的亚细亚牛产方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错位和启蒙的缺失上.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努力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发展,并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浅议蔡仪美学中的“美的规律”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讨论.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美学繁荣,这场大讨论主要集中在对美的本质问题上.其中,坚持美是客观这一观点的以蔡仪为主要代表.蔡仪是一位学识渊博,功底深厚,经历丰富,态度严肃的老学者.     

话轮转换视角下主持群话语重叠现象浅析——以《快乐大本营》为例

话语重叠现象可分为"竞争性重叠"和"非竞争性重叠"两大类。"竞争性重叠"又可划分为"竞夺话轮"、"误判转换关联位置"和"转换关联位置处竞夺话轮"三种。话语重叠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主持群的节目主持中有着把握话轮秩序,调节主持关系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对节目效果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     

文化挪用现象的哲学反思——基于文化挪用施为性话语形式的分析

文化挪用是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使用另一种文化中的文化元素的行为。文化挪用概念在文化交流和保护文化间存在张力,用于意指时易引起争议。由于文化挪用具有“施为性话语”的形式,意指他人文化挪用不但不会保护弱势群体,反而会造成二次伤害,并把子虚乌有的罪名安置到被意指者身上。文化挪用的实质是把受害者设定为“绝对他者”,在摆出意指“东方主义”的姿态时其实挑起了“东方主义”的话语。受害者为了反抗这一话语,又不得不作出自我东方化的陈述。由于蕴含危险,应避免意指文化挪用,以开放平和态度开展文化交流。     

现代社会伦理的歧出及其形态学方法创制

历史演化当中的每一轮社会变革都会引发伦理道德方面的思考,从而推动社会伦理形态的建构由隐晦逐渐走向清晰。在意识形态冲撞和激越的社会变革中,近代知识分子之建构中国社会伦理现代形态注定就是一桩无法完成的事业,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本身充分展开之后作为形态学意义上的社会伦理范型方才显现出来。当前,财富之恶与权力之罪已经最大限度暴露出来,市场原子主义对权力公共性的侵蚀与权力寻租一道制造了现实社会的"伦理空场",致使社会伦理出现扭曲性生长,伦理普遍性无从体现。对此,可以借重法哲学与精神哲学对财富与权力之伦理本性的揭示来检视现实社会伦理之殇,同时通过揭示韦伯"理想类型"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来为建构现代社会伦理形态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思考方向。     

普遍性的追寻:何谓孟子的“恻隐之心”?

作为孟子"四端之心"中颇为重要的一端,"恻隐之心"在孟子人性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历来有关"恻隐之心"的解释可分为本体向度的阐释和经验向度的阐释两类。然而,这两种阐释路径都有其自身的有限性。当孟子在谈及"恻隐之心"时,其实隐含了一种对普遍性的追寻。这种对普遍性的探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普遍人性的探寻,二是对普遍方法的探寻。前者涉及恻隐之心在孟子人性论中的普遍存在意义,后者则关涉到恻隐之心如何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发挥作用。孟子对于普遍性的追寻表现出与孔子不同的趋向,也使其自身的思想开展出独具特色的工夫论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