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嘉国师与五台山

章嘉国师,即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名业西丹毕蓉梅,亦名若必多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十五日生于甘肃凉州西莲花寺附近的一个牧民家庭.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经理藩院奏准,被认定为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次年,迎请至青海佑宁寺坐床,成为三世章嘉呼图克图。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之乱。时三世章嘉在乱军中,雍正皇帝恐其受害,“谕令延请至京。岳将军年羹尧遵命,派人护送北行,清帝躬自慰问。帝信佛法,与前辈章嘉尤结深缘,一见如故。龙目潸然”(《第二世土观语自在法海传》)。遂命三世章嘉跟随驻京掌印喇嘛静修禅师二世土佛活佛学习经典,“三妙俱备,稍学即成”(《穹庐集),第397页)。时雍正皇帝还令他与爱新觉罗·弘历一起读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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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鬘经》导读

《胜经》全称曰《胜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据《经录》记载，此经的汉译本有三种：一称《胜经》一卷，北凉中天竺国三藏昙无谶译；第二种称《胜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一卷．南朝刘宋文帝时中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泽；第三种称《胜夫人会》，是唐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译．编入《大宝积经》第48会第119卷。此经原本是求那跋陀罗于元嘉十二年（435年）由天竺带来．后应丹阳尹何尚之请，于元嘉十三年八日在丹阳译出。《胜经》一卷，不足九千字，但它包容的大乘佛教的义理却是十分丰富的，这正如意观“序”中所讲：“《胜经》者．盖方广之要略……     

《大乘起信论》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地位和影响北大核心

《大乘起信论》相传为印度马鸣菩萨所造,现今流行的版本为南朝梁代真谛译。这是以如来藏为中心理论,为发起大乘信根而作的一部大乘佛法概要的论书。《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佛教的根本经典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大乘佛教思想的建立有很大影响。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思想发展,而且影响了中国佛教整体思想体系的形成。     

佛像的神圣性建构:从造像标准到祝圣仪轨的考察

佛像的神圣性,是其宗教性的本质体现。佛像的神圣性建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造像标准所体现的神圣性,即理论上,只有造作标准、相好的佛像才具备神圣性;另一方面,对造像施行祝圣仪轨,是佛像获得神圣性的重要条件之一。造像标准的依据主要来自《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佛说造像量度经解》等经典文献;而佛像祝圣仪轨主要包括"装藏"、"开光明"、"择吉"、"诵咒"、"贴符"等等多种样式。客观上讲,佛像的宗教神圣性建构涉及的因素很多,就本文而言,则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大陆地区无我、如来藏思想的研究及其问题

“我”“无我”问题是佛教研究的核心问题.近三十年,随着佛教相关学科建设的逐渐完善,中国大陆地区佛学研究和佛教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不但在佛教教理的研究上有所深入,在与印度哲学、西方哲学的参照研究上也有新的探索.多元视角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佛教这一核心问题的认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方面的研究具有时代的迫切性,值得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更加深入的研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亦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400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摄论学派与三论宗

三论宗的创立者——嘉祥吉藏(549—623)与真谛的因缘非常殊胜。还是儿童的吉藏,就被父亲带去拜谒真谛(499—569)。真谛问他将来的志愿,并为他取名为吉藏[1]。当时真谛的门人想请真谛到建业(今南京,吴称建业,西晋初改称建邺,西晋末至陈末改称建康),而建业的大德们(主要是朗公等三论学者)奏请陈帝而拒绝了他[2],理由是:“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3]真谛圆寂于569年,当时吉藏才21岁,不可能对真谛的思想提出自己的批评。但是,到了吉藏的时代,摄论学派已经传到长安等北地,而且相当兴盛了。真谛的弟…     

从四行观看达摩禅法中的如来藏思想

本文通过对达摩禅法二入四行之行入的分析,阐明其间蕴涵的如来藏思想,并以此说明达摩禅法之本质为如来藏法门这一基本主题.文章重点为对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的分析,并从中指出其如来藏思想的深刻含义,同时亦就称法行对达摩禅法中般若思想与如来藏之关系作一简要论述.     

论黄宗仰与《频伽藏》的校刊及其贡献

近代爱国名僧黄宗仰本着佛法应时救世的精神,亦为推动近代佛教文化复兴事业的发展,顺应近代佛经刊刻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哈同夫妇的大力资助下主持校刊<频伽大藏经>,以其独特的选本、取材的广泛、校勘的严谨,以及僧俗联手合作等特点,对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