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传承研究

中国医学的成长有赖于医学知识的不断传承.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医家群体、医学文本为主要载体,医学器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师资为主导,经历着由秘密授业到名师择众徒的转变.这种知识传承围绕着医学典籍循序展开,形成一套择徒、(授)受书、研读、理解、验证、再丰富的综合模式.这套传承模式为中国医学大厦奠定着基础,提供着范式.医学知识的传承助力着中国医学的前进步伐,而以文本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又时刻呼唤着对经典医籍的研习与实践.     

浅论过继晚之税服问题

为人后者要为所后者服斩衰,这是过继的一般原则。但是,如果在宗子去世一段时间之后,再确定过继的人选,那么相应的斩衰服的起始点应该从何时算起,却成了礼学中争论的问题。对于过继晚造成的税服问题大致有三说:以所后者亡月为始说,以为人后者出后日为始说,阙疑说。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不同的观点及展开问题的复杂性,揭示不同观点背后的礼学依据,并返回《丧服》经传本文,对于三说进行裁断。     

探寻晚清的“中国梦”——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

晚清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探索“新”的社会制度、启蒙“新民”方面,展现了无比的热情.梁启超力求以“新”的形式,来呈现他对晚清社会走向“宏大叙事”的理解和定位.《新中国未来记》就是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所想象和展开的,是他的“中国梦”.从该小说对未来国家的构想、小说叙事时间的表现和小说叙事的多重声音中,我们看到该小说集个人的政治诉求、国家政法制度与社会集体想象于一体,显示了政治小说的特有文体特征.因此,它是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例.同时,它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梦”打开了一扇幻想的大门.     

禅教归净与晚明佛教的普世性

晚明佛教承续宋代以来禅净合流的历史趋势,盛行把禅宗参究工夫与净土持名念佛法门相结合的参究念佛禅,表现出从参究念佛论到摄禅归净论的思想转向。这一思想取向,既是明末禅学复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晚明禅净合流的主要特色。与此同时,晚明丛林还存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的思想转向。从参究念佛到摄禅归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二大思想取向在客观上进一步使晚明佛教走向对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并藉此而实现禅、教、净三者的真正合流．从而不仅体现出一种中国佛教从智慧走向信仰的思想特点,而且还使晚明佛教呈现出一种普世性的思想内容。     

汉语儿童人称代词的获得

本文作两个方面的研究。研究一用追踪录音方法记录5名半岁到3岁半幼儿获得人称代词的过程。结果表明:汉语儿童一般在1岁半到3岁半这期间逐步掌握人称代词,顺序是从“我”、“你”到“他”。研究二用实验方法探讨28名3—4岁儿童掌握单数人称代词的情况。结果表明:儿童4岁时人称代词获得有一个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到这一年龄阶段,儿童对人称代词的掌握已比较完善。在以上两项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和总结了汉语儿童人称代词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及语言的普遍性。     

论杨仁山居士对振兴晚清中国佛教的贡献

<正>从汉至清,中国佛教一路跌跌撞撞、兴衰起伏。到了晚清,又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低谷期。于大的环境来讲,列强环伺,国势颓危,朝野抱守“老大中国”思维定势闭关锁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才发现,原来天朝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已落后于世界。国运如此,佛教也气息奄奄：嘉道以来,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冲击甚重,恢复元气尚需时日;作为“兴学振国”的措施之一,“庙产兴学”成为一时风气,     

虚云大师的教育理念

虚云大师（1840--1959）原籍湖南湘乡,生于福建泉州。俗姓萧,名富民,生而茹素,深有慧根法缘。咸丰八年（1858）．师偕同从弟富国礼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披剃出家,次年随鼓山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取名古岩,法名演彻．字德清。此后行脚天涯,参禅学道,遍礼天下名刹．朝拜佛教四大名山。光绪二十一年（1884）住江苏高曼寺．因沸水溅手而茶杯落地,疑根顿断,得以彻悟本来面目。     

太虚大师的僧寺经济建设思想

太虚大师生长于清末民初,活动于民国。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变革时代,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格局变幻莫测,中西各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就中国而言,表现为满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初建、军阀的混战、日本的侵略这一混乱格局,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思想文化界也历经动荡,传统文化受到普遍的批判和指责,“五四”运动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必欲尽除而后快,同时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各类哲学思潮又如滚滚洪流涌入中华,人心摇荡,莫知所归。太虚大师本着一腔悲愿,发心拯拔,遂倡导教理、教制和教产…     

刘安胜与文昌经

早在远古时代,华夏便有崇奉“文昌”之风,那是属于星辰崇拜;自东晋末年,西蜀又出现信仰“梓潼神”张亚子之俗,则是对人的神化。至迟北宋初年,“梓潼神”即开始与文昌星相融合,而逐渐成为全民族的科举、文化之神。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在汴京(开封)兴建的太学已设有祭祀文昌君的“桂香祠”(后改称“梓潼庙”)①,就是将梓潼神与文昌星合而为一的体现。北宋民间以至儒林都流传着许多关于梓潼神君“职掌文昌之命”、保佑士子功名的传说,诸如“刘悦登第”、“孙策题”、“元珍梦诗”、“文缜状元”等②。但直到南宋以前,尚未出现将二者合而为一的…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