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科学应对——谈新甲型H1N1流感的应对

面对新甲型H1N1的流行,我国在早期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而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将其防控策略进行了调整。这在各界引起了诸多的争论。由于流感为呼吸道传染病,完全切断传播途径非常困难。而且新甲型H1N1传播迅速、人群普遍易感、控制传染源困难等原因,无法完全避免新甲型H1N1流感的流行。因此现阶段应将防控目标定位在压峰缓疫,医疗的重点应放在危重患者的救治上,降低病死率,尽可能减少疾病流行对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试论甲型H1N1流感防控中个体的道德责任

甲型H1N1的防控不仅是国家、政府、专门机构及专业人员的责任,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个体责任缺失是甲型H1N1在我国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个体道德责任缺失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中主体的原子化对个体道德责任的排斥、非理性社会心理对个体道德责任的冲击和公共卫生防疫体制中薄弱环节对个体道德责任的影响。基于道德责任产生的基础不同,不同的个体应该承担不同的道德责任。     

三维适形放疗治疗晚期腹部恶性肿瘤的临床受益和毒副反应

为观察三维适形放疗治疗晚期腹部恶性肿瘤的临床受益情况和毒副反应.对38例晚期腹部恶性肿瘤患者进行三维适形放疗,疗中和疗后进行临床受益情况和毒副反应的观察和评价.结果临床受益情况:有效为28.9%,稳定为42.1%,疼痛缓解率为28.9%;毒副反应主要为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生化指标改变,除少数病例出现Ⅳ度生化指标改变外,其余均在Ⅲ度以下.结论三维适形放疗可以提高晚期腹部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毒副反应轻微,是一种有效的姑息治疗手段.     

晚期喉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和心理干预

晚期喉癌患者往往伴有严重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性心理状态因疾病的特殊性以及患者本身个体就医背景的差异而产生有别于其他癌症的个体特征.把握患者的个体负性心理状态,运用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使患者的期望和医生的治疗目的趋向统一,将有助于晚期喉癌个体化治疗模式的有效实施.     

轻度认知损伤重复效应脑电研究：范式及应用

“语义一致性加重复”范式（congruity-plus-repetition paradigm）在早前重复范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早期语义情境用以控制重复效应的前期成份N400和后期成份P600之间的相互干扰。作者回顾了这种范式在轻度认知损伤（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领域的应用,并分析了该范式在MCI的识别及预测其向痴呆转归方面的优越性。提示效应的组合更能标记正常认知老化向痴呆的动态过渡;能产生两个或多个效应组合的实验范式将是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成人晚期自我觉知的日常问题解决能力及其与日常认知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老年人日常问题解决能力测验,对１８５名被试（５１￣７６岁）予以测定。研究发现：进入成人晚期以后,自我觉知的日常问题解决能力随年龄的增长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未表现出显著的年龄组间差异,而其个体间差异却日益明显;再有,个体自我觉知的日常问题解决能力与日常认知之间存在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     

主爱救我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雅5:20) 我自幼就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我13岁时,就进了一所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由于我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在学校表现十分不好,自认为家庭比较富裕,看不起同学,经常调皮淘气,屡犯校规。所以每学期我的操行总是不及格,成为一个出名的坏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不愿和我接近。 有一次,出于好奇心。     

晚期马克思主义之意识形态理论评析

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这一术语是詹姆逊(又译杰姆逊、詹明信)在《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一书中最早提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是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界定相一致的。詹姆逊认为,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共有三个阶段:一是国家资本主     

言语产生的认知神经机制

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阐述了言语产生中时间进程及其激活脑区的研究进展。首先简单介绍了言语产生中词汇通达的2种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介绍了运用电生理技术指标LRP和N200,采用双重判断任务范式对言语产生的时间进程的研究。最后论述了有关语言产生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和脑成像研究,重点阐述了言语产生中时间进程相对应的激活脑区,言语产生的脑区表现出左侧化趋势。     

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研究

儿童早期外部问题行为对后期的学业、行为和同伴关系以及成人期的生活都有消极的影响。探讨外部问题行为的起源、影响因素和发展机制,对考察童年期外部问题行为是否可预测将来的问题、评估干预和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都是必不可少的。文章阐述了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有关概念,介绍了外部问题行为的发展趋势、“童年期开始的”和“青春期开始的”外部问题行为的发展路径、行为遗传学研究成果以及影响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因素,并指出了这类研究对治疗和干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