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音乐审美意识研究

一、音乐审美意识的历史起源 音乐审美意识的形成要求人类锻炼出"音乐的耳朵"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史.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一切的声响都触动着早期人类那根敏感的听觉神经,悦耳的声音带给人类以精神上极大的愉悦感和满足感而动物对于再美妙的乐音也是无动于衷的.所以马克思会说"音乐的耳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性的感官各种感官的人性都凭相应的对象凭人化的自然才能形成.五种感官的形成是从古到今全部世界史的工作成果."[1]     

知玄与《三昧水忏》

一、前言知玄法师是唐末极其重要的高僧,曾受到唐代五位皇帝的礼遇,并且对“会昌法难”后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唐末佛教的一盏明灯。但由于时代的久远,我们对他了解甚少,大部分人只以为他是《三昧水忏》的作者。有关知玄的资料最主要是《宋高僧传》卷六〈知玄传〉,此外便是《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佛祖历代通载》及《新唐书》、《旧唐书》等的记载。现在我依据相关资料,以佛教史料为主,以正史记载为辅,对知玄的生平事迹及其特点进行考察。《慈悲三昧水忏》,又名《慈悲道场水忏》、《水忏法》、《三昧水忏》、《…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列宁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CSSCI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基本思想,又在资本全球化——帝国主义时代获得了自己的时代规定性,肩负起在宗教领域解释帝国主义并寻求出路、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宗教政策的历史使命。为此,他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宗教的核心问题,在同各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错误宗教理论作斗争中为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即在把握时代规定性中推动科学无神论的创新发展,严格区分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将共产党员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同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必须同群众路线相结合。     

高校美术教育专业加强数字艺术教学的思考

当今读图时代,视觉艺术及艺术媒介日渐趋于数字化,普通中小学普遍采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日常教学,在提倡素质教育、强调视觉艺术教育应该以提高学生图像阅读、理解与表达能力为宗旨的教学实际需求中,作为中小学美术老师培养基地的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在保证传统绘画教学的强度之外更应该加强学生数字艺术创作能力和数字手段运用能力的培养,以适应当今时代的教育教学发展之需.     

论设计中艺术创意的价值和意义

从设计自身的发展、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传承建构、艺术化生存和设计创意的可论述性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表明设计中艺术创意是当今时代一个重要的命题,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意义。     

从“后伦理时代”到“伦理精神时代”——《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思想进路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用精神哲学方法探讨伦理道德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形态,回应现代伦理道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伦理道德向精神家园、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回归,借以把握中国伦理型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该书基于对时代精神的清醒判断,直击当代文明缺失之质性和根源所在,试图通过精神哲学独特运思方式,将主导现代道德哲学的"我应该如何生活"句式转换成精神哲学的"我们如何在一起"句式,架起个体之"我"通达整全之"我们"的伦理纽带,推动人类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该书视角独特,结构宏大,创新之处颇多,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后民族时代的欧洲民族国家——一个难以超越的历史阶段

虽然欧洲一体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但欧洲仍是由许多民族国家组成,这一局面并没有被后民族时代所改变,民族国家仍然是欧洲的基本单位。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这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至关重要,欧洲层面上的公共领域能否产生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作为欧洲社会支柱的福利国家,其实施依然存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封闭性。而在文化层面上,欧洲认同号称"多元统一",这种提法看似高深,实则揭示了欧洲文化认同的脆弱。鉴于此,民族国家仍将是欧洲难以超越的历史阶段。欧洲所能做的,不是进一步超越,而是扬弃民族国家的弱点,寻求民族国家与超民族实体之间的契合点。     

古回鹘文和汉文译《四次第道引定》及《中有身玄义》略考

藏传密教曾在西夏和蒙元时代于西域和中原地区广为传播,大量的藏传密教仪轨曾被翻译成西夏文、古回鹘文和汉文等多种文字,在不同民族的广大信众中流传。于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出土的古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佛教文献中,我们均见到了大量藏传密教仪轨文献,它们是我们今天研究西夏和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传播历史的最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以对古回鹘文文献中出现的一部萨思迦派所传密法——《四次第道引定》的研究为出发点,同定了与其相应的藏文原本,确定了它于西夏和蒙元时代的传承途径和文本源流,并寻得了与其同时代出现的汉译残本,再通过对相应段落进行多语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厘定其文本及其所传修法的内容,由此勾勒出了藏传密教于西夏和蒙元时代传播历史的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篇章。     

孟子王道治理理念及其时代意义

治理思想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就其理论源头来说,原本是先秦儒、道、墨、法四家七子（老、孔、墨、孟、庄、荀、韩）思想的题中要义。在诸子治理思想中,孟子尊王抑霸、仁政惠民、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王道主义尤为突出,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开明君臣治国安民的理想,对封建制度自我完善提供着示范作用。近年来,诸子政治哲学再度成为先秦诸子学研究的一个新视域,不同于20世纪中叶那个特定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立场划线、以“进步”“反动”戴帽的实用主义哲学批判,而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历史文化反思,其目的是反思历史传统,增进文化自信,为建构新时代治道理论提供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