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干扰刺激对成人数量估计的影响

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图形材料,考察了不同干扰刺激(纯靶刺激;干扰刺激与靶刺激数量相同;干扰刺激是靶刺激数量的2倍)对成人完成数量估计任务的影响.30名硕士生参加了本实验.行为数据和口头报告资料分析显示:1)反应时随数量估计任务难度的增加而不断增长;2)干扰刺激越多,任务越复杂,成人估计的误差率越高,准确性越低;3)成人存在多重数字表征形式,完成数量估计任务时主要采用线性表征,但随着干扰刺激物的增加,运用对数表征的趋势愈加明显.     

胡塞尔《算术哲学(Ⅰ)》书评

胡塞尔的《算术哲学(Ⅰ)》出版于1891年。在该书的书评中,弗雷格批评了胡塞尔关于概念的观点以及他通过抽象来说明数的做法。特别地,在批评胡塞尔关于定义的论述时,弗雷格表述了所谓的分析悖论,并且尝试通过涵义和指称的区分来消解这个悖论。弗雷格还批评了胡塞尔观点所导致的三个困难,即如何说明单位的同一与差异、如何说明0和1以及如何说明无穷数。弗雷格的批评对胡塞尔放弃心理主义产生了重要作用。     

象数易道论纲

从"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个易道的根本"法门"来说,以"象"、"数"为特殊符号形式和运算法则,以操作者个体的超常心智活动为根本运算机制,从现象"推衍"出某种可以决定现象变化方向和结果的规律性普遍原则,是象数易学的主要内容.象数易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观念的形式建构,汉代的象数易学通过改变卦序结构,附会律历之学,在阴阳之气的基础上运演阴阳五行的结构变化以体现"一阴一阳"之易道(天道),这种试图将易道完全形式化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入于祥",成为一套牵强附会的繁琐哲学,其症结就在于形式化的共识建构对于其成立条件的强烈依赖.只有寻"理"而不执于"理",方有可能实现由知识之"理"向智慧之"道"的飞跃.     

悔改归正(续上期)

悔改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悔改的关键是转回,包含了知罪、悔罪、认罪、离罪四个要素,这四点我们从主耶稣举的浪子比喻中可清楚看到。悔改是主耶稣自己和使徒们传道时的一个主题。主耶稣传道的第一句就是:“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1:15)因为“悔改”是为了“信福音”,“信福音”必须“悔改”。悔改是人对神恩典的反应。“悔改”和“相信”就像一枚钱币有两面一样,“悔改”是人离开罪;“相信”是人归向神。悔改和信心又像一座浑然一体的大厦一样,悔改是根基,信心是上层建筑,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悔改的基础上的。     

论焦循“本经文实测”两汉象数易学

焦循以文本实测为方法,在吸收汉儒升降卦变基础上,以脱离文本、不能贯通、牵强附会等为据否认了纳甲、爻辰、卦气说,重建了以旁通爻变为核心,内涵时行、相错的象数易学体系。他与同时代的王引之等人一起开启了乾嘉以后从汉学内部反思和检讨汉易的思潮。焦氏以文本为尺度,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注经时所表现出的弊端予以一一评析和驳斥,力图透过反思和检讨象数之学,剥离象数之学的层层迷雾,还原其易学真实意义。这对于深入探讨汉易、推进象数易学发展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焦循只看到了汉代象数易学在解经中的弊端,未揭示出汉易以象数解《易》之弊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易传》"观象系辞"的误读,即夸大了象在系辞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圣人并非完全以一一对应方式依象作易辞,而是以一一对应方式以象解易辞,这就必将陷入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境地。因而他对于汉易的许多评价仍然缺乏深度和高度。而他的象数易学虽不同于汉儒,实质上是用一种象数易学取代另一种象数易学,宏观上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和超越汉代易学。     

八字易象对性二元论的思想贡献及其意义——兼论术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儒家性二元论的产生与流行与当时所流行的八字术(八字易象)密切相关。八字易象是一种以人出生时间的天干地支所形成的阴阳五行之象研究人生及天人关系的术数。其思想观点和术数活动,影响了宋代理学性二元论。八字易象在性、理、气等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中国古代术数及其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的影响与意义,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研究术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我们批判迷信思想,了解中国思想史上阴阳五行思想多方面的内容,也有助于我们吸收传统思想,建立新时代的中国哲学。     

曹南冥图式的易学意义

与李退溪同时代的韩国学者曹南冥,依据程朱等的象数观念构建了独特的体系结构,这使他对天道与人道问题拥有了自己的见解.在天道观方面,南冥通过他的10幅图解,勾勒出一幅从宇宙演化-结构一本体追寻-内在规律(包括变化运动原因、必然性、趋势)--天人关系的图景,使理学天道观的内涵得到充分的阐示.在人道观方面,他把太极、乾道变化落实到各正性命、继善成性而立诚的过程之中,较为形象地为人类的伦理道德找到了本体论上的依据,从而弥补了当时韩国哲学研究注重义理而忽视象数的缺陷.     

作为身体符号系统的《周易》

对勘中西,如果说西方文化以科学式的意识符号系统而见长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则以审美式的身体符号系统而取胜.而中国文化的这种身体符号系统,最初发端并集中体现在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元符"的<周易>的"易象"之中.对<周易>的"易象"分析表明,该身体符号系统具有有别于意识符号系统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特征,也即其具有符号的亲身性而非祛身性,符号的感情性而非思知性,符号的家族性而非个体或整体性.无疑,对<周易>的"易象"这一身体符号系统特征的重新揭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真正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其特有的本来面目,而且也为我们克服今天人类符号学日益深重的"唯心主义"的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     

论王宗传的易学观

王宗传作为南宋以心解《易》的开启者之一,继承义理派传统,提出理乃所以为象者、数生于理、理寓于数、《易》乃假蓍龟之神发明人心之神等观念。体现了他重义理而不废象数的易学观。其易学观体现了当时儒者传承华夏文明正统的学术旨归。     

论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

《周易》尊崇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期确立的,汉《易》之特色在于象数学大昌。汉代易学既以其哲理观念的宏观层面的影响,更以其卦爻符号、象数模式的具体形态的影响,介入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核心领域,也介入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灾异、医药等自然科学领域,还介入音乐、文学、建筑等艺术领域,表现出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之扩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大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