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爱与“第三位格”

两性之爱，是人类个体间激发起来的一种最为激情澎湃的情感。它在实质上是两个异性个体追求作为全位格而全身心地相互投入与相互担当，直至互为唯一地共在。因为作为全位格出场而淡化、隐去了各种功能角色与社会身份；因为相互全身心的投入与承担而进入“革新了”的自己，也就是所谓“第三位格”。作为第三位格存在，不仅是与看得见的唯一者即心上人共在，而且也是与看不见的绝对唯一者共在。因此，爱情并不只是一种特殊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人与绝对者的关系。爱情之所以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与世俗关系，就在于爱情能够打开一个神圣维度而具有超越一解放的力量。这也是爱情的神圣性所在。而爱情的危险也就在于忘却了看不见的唯一者而关闭了神圣维度。     

生生论(Zoetology):一种传统思维方式的新名称

古希腊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以“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qua being)”或“存在本身(being per se)”为基础的实体本体论，它确保了人类经验的基础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由于eidos和telos的结合是个体事物(如人)的形式因和目的因，这种“实体(sub-stance)”必然在变化中保持不变。这种基础或本质包含了事物存在的目的，并且是对所有特定事物“作为这类事物意指什么(what it means to be a thing of this kind)”的定义，从而设定了一个封闭的、排他性的边界，使事物具有非此即彼的严格同一性。在《易经》中，我们找到了一套宇宙论假设词汇，和古希腊的实体本体论差异鲜明。这种宇宙论假设通过将儒家经典置于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中，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语境。为了与关于“on”或“being”的基础假设形成有意义的对比，我们可以借用希腊的“zoe(生命)”观念，创造一个新词“zoe-tology”,意为一种“生的艺术”。这种宇宙论始于自我生生，它本身就是变化背后的动力，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无限“生成”的世界：不是现成的“事物(things)...     

当今人类危机与儒家救治之道

当今人类显然正处在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全面危机的境况之中。导致三态全面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启蒙理念及其引发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由于理性、人权、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进步等启蒙理念被作为绝对价值而波及全球并牢笼人心。启蒙理念极度偏颇的扩张和畸变造成表现为社群疏离、自然破毁、精神堕落的人类危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以仁本论为核心的宇宙论、社会政治论和心性修养论,对于救治人类危机具有非常重要非常有效的现实作用。     

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

儒家之经权观念起源甚早,先秦儒家主要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经权."经""权"二字并用出自<春秋公羊传>,其中"权反乎经"的观念影响深远,但后代儒者对此观念削头去尾,由此就形成了"权反乎经"的双重面貌.宋代理学家扬弃了以前的经权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将经、权统一于道之下的经权观,而所涉及的领域也从道德扩展到了对政治与历史...     

阳明心学是先秦儒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众所周知，王阳明自己十分自信的学问就是致良知之学，虽千经万典莫逃焉。但是在笔者看来，鉴于明朝中后期的特殊环境，王阳明还有没说透的话，那就是他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切理论环节，全部走的都是一条从心性到政治的路。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有对社会现实、皇帝以及官僚集团的批判。这种路数与孔、曾、思、孟完全是一致的，与儒家经典《尚书·尧典》、郭店简《唐虞之道》所展现出来的政治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阳明心学是对中华文化真正的追随，是中华文化合符逻辑的发展。     

管、荀王霸理论视域下曹操政治生涯分析

《管子》《荀子》"王霸之辨"理论不同于《孟子》,管、荀学派肯定了"由霸入王"的可能。"修礼"既是对"霸"的完善,也是实现由"霸"入"王"的途径。曹操的政治生涯受管、荀"王霸之辨"理论影响至深,存在着"由霸入王""王霸兼容"的特征。曹操的王道政治理想,因为没有取得"政治一统"和"天下归心"而破灭,这也是曹操没有实施皇权嬗替的根本原因。     

略论郝经对儒家“用夏变夷”思想的发展

郝经“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主张的理论基础,是儒家传统的“用夏变夷”、“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而这一主张的提出,又是对儒家传统华夷观的具体应用和进一步发展。郝经一生从事的主要政治活动,一是呼吁蒙古统治者“行中国之道”,从而为其在中原的统治提供合法的理论依据;二是敦促南宋王朝承认蒙古“中国之主”的合法地位并采取合作态度,以避免生灵涂炭和南宋王朝的灭亡。     

汉末魏晋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两汉儒家政治思想经300余年意识形态化的实践后,汉末走向式微。汉末魏晋时期,其或是进行自我修正,比如,在政治用人的问题上,由重德轻才走向尚德与重才因时而定;或是汲取别派思想以自我完善,比如,重新评价并提高法家思想的地位,充分吸收名家思想最终形成魏晋礼法之治。总之,儒家政治思想经过新的整合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事物间的差异究竟意味什么?——试论朱子对“各一其性”的解释

与所周知,朱子对《太极图说》非常重视,亲自整理并为做注。朱子的注虽然不乏争议,但对后世理解《太极图说》影响至巨,直到今天,这些解都附在传世本《太极图说》后,以一种连体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哲学家,朱子对《太极图说》的注解不是简单地随文释义,而是利用注释阐述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