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易纬·乾凿度》的哲学思考

《易纬·乾凿度》是汉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易学和哲学著作 ,其用象数方式编织的天道观 ,不仅包含了阴阳卦气思想 ,同时还继承了老子和《中庸》的本体论思想以及儒家的价值理想 ,是我们研究汉代哲学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乾凿度》提出的“易者 ,易也 ,变易也 ,不易也”勾画出了一幅理想的宇宙社会图景 ,其中既有高妙的本体论思想 ,又有对社会秩序的思考。《乾凿度》还借助道家思想和孟京以来的卦气说 ,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宇宙生成模式。尽管这种生成模式不甚深刻 ,也有一定缺陷 ,但却体现出很强的时代特色。同时 ,在这个宇宙生成模式背后包含着作者深切的人文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体现了汉代易学“天人之学”的精神实质     

“平庸之善”与功夫的“外体化”——走向人类成熟之路

“平庸之善”是由阿伦特“平庸之恶”一词引申而来。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正可以说是“平庸之善”,即善行成为人们无需思虑决断的常态。这种常态需要个人的基本道德修养，更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条件。传统儒家“风行草偃”的观念揭示了个人修炼功夫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即个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层)的功夫可以“外体化”为社会风气(文化)和社会体制，而大众的功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体制的“功用”表现。只有当个人的德性“外体化”为相对独立于个人修持的社会存在，形成体制性的保障和文化氛围，才能防止“平庸之恶”的泛滥和促进“平庸之善”的形成。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状态来看，功夫的提升就是“人类的成熟”;个人功夫“外体化”为社会的体制和文化，就是人类总体功夫的“体身化”。     

“兼”与“交”:墨家“兼爱”思想新探——兼与儒家“仁爱”思想比较

“兼爱”是墨学的核心与基础，平等与交互是兼爱思想的两大支柱。墨家对“交”的强调意在描绘一种交互式的群体结构，“兼爱”不表现为“反求诸己”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必须在群体交往中才能体现出并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墨家“兼爱”旨在建立外向平等秩序，个体与他人及群体在交互社会中密切关联，人己互动塑造着个体行为的边界。儒家“仁爱”思想包含深刻的平等思想，不能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笼统地归结为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只有通过对实现平等之爱的不同路径的反思才能达到对儒墨差异的深刻认识。     

简析张怀瓘论书法之美的心理成因

汉唐书法创作论中关于书法美心理成因的探讨在汉末蔡邕就已开始,至唐张怀瓘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的观点。本文认为这四个方面中"虑以图之"讲书法创作过程中书法意象的酝酿,对于模糊意象的加工、提炼、整合;"势以生之"讲书法创作中心理动态趋势对"笔势"、"字势"和"局势"的决定;"气以和之"讲书家个性气质对书家书风形成的决定作用,以及即时生命情态对于单件作品中各种形式因素的统一、和谐的决定作用;"神以肃之"讲精神的精审对书法基本审美品格的决定性作用。     

浅议“隐逸”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关系

隐逸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调节士、文人与统治集团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东汉以来,隐士与山水的关系亲近起来,以至于后人把隐士与山水的关系看成自然乃至必然的关系。中国传统山水画尚意,始终表现着传统文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在审美和创作中,中国人通过山水画艺术来彰显自身的心理和谐,以追求尚意的象外之境的艺术审美特征,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与自然的心灵沟通。     

论马丁·路德的基督教正义观

本文展示出了马丁·路德发现“上帝之义”概念的思想历程,重点分析了作为他的原创性思想的“基督的外在之义”概念,指出神义的希伯来文原义在古希腊罗马文化背景下的扭曲变迁才是路德精神困苦的直接原因.只要将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理性分配正义观应用到神义的讨论之中,并将义解释为按照人所有的进行分配,就会遮蔽义的神圣维度.     

中国的现代伊斯兰学术是如何形成的?

学术史,顾名思义是研究学术源流的历史。清代学者顾炎武曾将为学之道比作铸钱.谓古人铸钱乃采锏于山,今人铸钱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前人学问在前,今人有景睢题,,学问之道犹如薪火相传,贵在前后相继,绵绵不绝。因此,不仅应注重创新,亦需珍视传统。创新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此一经过恰似取旧铜而铸新钱,钱之名目虽新,但铜则新旧相摻,故曰无旧锏则不足以成此新钱。学术也是如此,唯有总结前人,才能迈步向前,这一工作正是学术史的天职。今天所说的“学术史”是以某一学科或系统知识的发展与演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即“研究的研究”。其宗旨在于总结以往研究之得失,为当前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同时,也须承认,学术史不局眼于我们所理解的“学术”。现代学术出现之前,早有学术史。黄宗義的《宋元学案》是学术史,《经学系传谱》也是学术史。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纵论伊斯兰的知识和学科,也是一部学术史。甚至伊斯兰教的教义学,教法学、圣训学等学科也包含学术史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所谓“研究的研究”,绝不是现代以后才出现的事物,而是在古代世界早已有之。伊斯兰教是一个特别强调经典的文本宗教,知识和学术从来有特殊的地位,历史上的铲斯兰教很多时候都以学术的形式展开。有鉴于此,我们推出“学术史专栏”,不仅是为了总结前人成果,更是为了在现代处境下“会通古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说的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社会史和宗教史。     

说地谈天——碎饼碎鱼之四

一、哲人培根“说地”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金钱可以买药物,却不能买健康;金钱可以买饮食,却不能买胃口;金银可以买仆役,却不能买忠诚。” 我们又要说:金钱可以赢得配偶,却不能赢得爱情。金钱可以建造教堂,却不能建造灵宫。总不要看金钱高于一切,甚至为它出卖自己的灵魂。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系列之十二:重庆市“四个注重”推进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北大核心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宗教领域风险隐患的治本之策,是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重要条件。近年来,重庆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坚持“四个注重”,推进宗教中国化重庆实践走深走实,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