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生产:西方学界关于“阿拉伯之春”研究的多重面向

西方学界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成就,有必要以定量与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审视下其学术研究地图。首先,量化勾勒西方学界对该命题的研究总貌,全面把握其话语倾向;进而详细阐释其在抗争政治语境中的社交媒体,以"烈士叙事"与新媒体的话语化合,新媒体重构了集体行动的框架与逻辑等;当然,西方学界对颜色革命的研究也存在显著的不足,最明显的体现在技术决定论与权力主导下的知识话语生产两方面。     

清儒的“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萌芽——从几场论辩谈起

清乾嘉间学术界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学术论辩,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争。虽然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是学问大分三途、仍以义理为归。义理仍担当着学问之大本的地位。但若仔细疏理论辩各方的立意与理据,重构论辩议题的发展与转折,不难看出其结局应是道术分裂、知识分化。不仅辞章之学家派林立,技艺性知识兴起,做为学问大本的义理,也不再以程朱为唯一指标,礼学代表的新秩序正披靡学界。而其中作为转折关键的,正是以考据为主轴的新学术从其内部所产生的多种专门之学。本文分疏论辩主题,最终指出以考据学称呼清学是不精确的,清学应被称为专门之学。     

《论语》中的“华夷之辨”及译者文化身份研究

本文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探讨《论语》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及其英译。通过比较理雅各、韦利、辜鸿铭、林茂荪和刘殿爵对"华夷之辨"思想的不同译法,笔者发现:民族身份对中国中心主义的不同翻译有一定影响,但由于译者文化身份的个性化差异,具体影响的方式又十分复杂,很难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概括。     

基于肯认的超越:论孟子对后果的思考

《孟子》很多文本可以从与动机相对之后果的角度加以分析。孟子对后果的考量贯穿于整个道德行为之中。良心中内含对理想后果的期待,这是我们真情实感的流露,如果在道德行为中没有对后果的期待,这不是一个君子应有的状态。当正常的道德行为无法实现期待的后果时,基于对后果的预估,可以采取权变的方式加以调整,这是“经权之辨”。虽然后果是外在的,不由自己掌握,“得之有命”,但其实现却有一定的方法可寻,这是“求之有道”。期待与预估的后果都属于设想的后果。当实际的后果与设想的后果不符时,“行有不得”,要以此为契机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反思,这是“反求诸己”。后果不由自己掌握,这会使得道德行为受到外在限制,但我们仍然要坚持道德的理想,这是“性命之辨”。孟子对后果的态度是基于肯认的超越,对其作义务论或后果论的解读均有失片面。     

孟子与三代时期的小共同体治理

孟子的治理思想,主张以各类小共同体作为政治、社会整合的凝结核。孟子所推崇的三代的井田,并非所谓"土地国有",而是一种村社共同体。换言之,井田制下的土地既非"国有",也非"私有",而是村社共耕。村社成员之间,形成紧密的互助共同体关系。在诸侯国、各类领主层面,孟子推崇贵戚之卿的权威。他所赞赏的世卿、巨室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带有浓厚殷周时代血缘、世臣的色彩,实有以贵戚之卿限制君权之意,以实现混合治理,达到平衡状态。     

"弥罗斯对话"的正义难题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修昔底德<战争志>所记述的"弥罗斯对话"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政治议题.本文详细阐释这场"对话"所呈现的正义诉求与公平、安全、利益、希望和羞耻的多重纠葛;认为弥罗斯人所代表的斯巴达式"神圣"信仰与雅典式"人的自然"信念之间的对峙达至一个最高点,而雅典人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是"自然之必然"的践履者.     

论曲阜孔庙传播六艺文化之道——从台北孔庙的成功再生经验谈起

曲阜虽然有"孔子六艺城",然而其设计旨在发展观光旅游业,历史文化则居于其次,因此要真正传播孔子的六艺文化深刻内涵,培养术德兼修之君子,乃至于教导民众进入神圣空间应有之礼仪,仍须依靠孔庙之特殊文化空间。台北孔庙推出六艺体验区等再生计划,不但活化了原先古老刻板之形象,也使孔子变得更加可亲可近,提升了其在民众心目中之重要地位。曲阜孔庙如能善加利用该地与孔子之亲密关系,规划能发挥孔子六艺之教的体验区,将极有助于仁人君子之养成,朝着真正的"首善之区"迈进。     

李延平论“浩然之气”与“夜气”

孟子的“养气”工夫，自二程提倡以来，便成为理学的核心话题之一。朱子老师李延平的独到理解丰富和发展了这个话题。他极为突出养“夜气”的地位，而对“浩然之气”采取回避的态度。在他那里，“浩然之气”和“夜气”虽然都是人体内生之气经过义理规范、调顺出来的结果，但有着明显的区别：“浩然之气”是实践主体在“养勇”、应事的情境中出现，带着外发、刚硬的色彩；而“夜气”是学者明显思维、情感活动停息后自然呈现出来的，更具内敛涵养生发的品格。虽然“养夜气”、“体验未发”两项工夫相近，但前者更方便初学者下手。这正是延平主动引导朱子从事“养夜气”工夫的原因。     

异于去是,或在是其之所是之外

此为《异于去是》的第一章,其中概括地提出了书中随后将分章专题论述的全部主要思想。莱维纳斯所关注的是作为主体的主体如何可以超越去是而成为一“我而为他(人)”者。凡物皆欲去是其之所是,并皆欲在其去是其之所是之中坚持住自身之所是。于是诸去是者在坚持自身之是时即互相冲突。而主体之为主体,或主体之主体性,则相对于此而构成一“例外”:在应于他者之时,我对他者之“应”即成为我对他者之“应—承”,亦即,对他者之承担,或为他者负起责任。此应承则来自于我之暴露于他者,来自一种比所有被动都更加被动的被动性。此章共分十节:一、去是之他者;二、去是与关心;三、说与所说;四、主体性;五、对他者之应承;六、是其之所是与表示;七、感受性;八、去是与外于去是;九、主体性不是去是的一种样式;十、(全书的)论述路线安排。     

荀子“以政摄言”思想析论——兼论其与李斯“焚书坑儒”的关系

学者将李斯“焚书坑儒”归罪于荀子的做法有待商榷。荀子固然有“以政摄言”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对待异端邪说，但这并不会导致“焚书坑儒”,因为此事乃李斯行商鞅、韩非之说所产生的结果。在战国末期，即将建立的统一政权且日臻成熟的君主专制制度已不能容忍诸子“不治而议论”,“以政摄言”由此而生。不过，由于荀子将礼义之道视为评判学说是否为“异端”的价值标准，故“以政摄言”不至于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据此，该说仍展现着儒家“道尊于势”的观念，并区别于法家“以政摄教”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