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记忆与遗忘：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的内在张力

记忆与遗忘构成了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中的内在张力。理学家对道德本体之记忆与修养工夫之遗忘的两层划分,有助于厘清其间的纠葛。本体记忆在经验层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展现自身,并决定了经验层记忆内容的变异。由于经验中包括记忆在内的体验活动具有指向性(指向时间中的外物)、属我性(归属于自我)等特征,理学家在讨论遗忘工夫时,从“忘我”和“忘物”两个向度展开。他们通过解构经验层的自我和将道德自觉提升到前反思的直觉状态两种方式,获得“遗忘”的直接性,又通过对道德习性的培养获得本体记忆的道德主宰性,从而巧妙地解决了道德意识直接性与清晰性(主宰性)的冲突。     

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的老学思想及其解老得失

南宋理学家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义》用宋代流行的白话解老,体现出林希逸融会三教的老学思想。林希逸在解老中大量借鉴三家思想资源,对老子之道体、得道之人的特征以及修道功夫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极力澄清理学家对《老子》的异端误读,将对《老子》的理解导向内心,有突出的心化特点。但林希逸的注解也有牵强随意之病。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融会三教的解老方式以及对《老子》文章的点评,对后世注老者产生深远影响。     

论子夏之学及其在后世的影响与流变

子夏之学基本特征是:在现实上表现为求成效的事务主义,在学术上表现为穷经的章句之学。这种特征可用小人儒名之而与君子儒相对,君子儒盖指内及于性,外达于天之儒,为思孟学派之特质,得孔子之道的正宗者。孔子之后,能绍述之者乃曾子,其后的子思与孟子俱依此而弘教。子夏与曾子并为孔子后期开坛授徒之弟子,但子夏德行存养上的弱使子夏之学沦为了小人儒,故其内不能及于性,外不能达于道,而形上之道缺焉。子夏之儒的事务主义在后世为荀卿所继承,其流变为法家;而其章句之学在汉代则流为家法传经。二者俱远离孔子之道的真精神。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城市版征稿启事

一、杂志简介《美与时代》城市版系郑州大学主管,郑州大学美学研究所、河南省美学学会主办,美与时代杂志社出版的城市建设专业期刊。为适应当前城市发展需要,经河南省出版局批准,美与时代杂志社推出城市版。《美与时代》城市版拥有一大批专家、顾问、学者,为城市建设发展献计献策,研讨把脉,将为中原经济区建设贡献微薄之力。     

意志与让予的交错——论海德格尔式“泰然让之”的内在结构及其伦理缺失

"泰然让之(Gelassenheit)"是理解海德格尔后期技术批判以及存有之思的关键概念。它具有一种双向结构:一是存有本身的层面,即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与让予;二是属人层面,即人对存有本身之让予的让予。其中,属人层面的泰然让之又具有三个环节:从主体性强力意志以及表象性思维中的"让出"——无所施为地等待——"让"自身"入"于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然而,泰然让之并非一种消极性的存在姿态,而是有着"力量和决心"在其中隐藏和支配着,通过归属于存有而促进自身本己本质的提高,从而呈现出意志与让予相交错的结构。此外,泰然让之作为海德格尔后期所谓"源始伦理学"的核心姿态,必然会使得自我与他人的关联隶属于与存有本身的关联,从而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所批评。但需要注意二者的视角差异,以及两种伦理观之间的互补性。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