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度僧

明代建立了完密的度僧制度:禁止妇女出家,限定家庭出身以及本人身分,限定出家年龄,考试通经,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度牒免费发放。明初多循制度僧;中期经常违制度僧,并大量鬻牒;后期主要鬻牒。明代度僧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有所限制的鬻牒,部分解决了军饷、赈济;大量度僧鬻牒,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起阻碍作用;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成风,僧官借机营私舞弊;度僧对北京治安、物价也有很大影响。对佛教来说,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繁盛;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导致佛学进一步衰微。     

论明清时代的神霄派

道教经历了南宋金元的宗派分合以后,到明中叶以前,在统治者的扶持下,发展到相当贵盛的状况,其中尤以正一派诸宗最为突出。不少道士被朝廷委以重要官职,深入宫廷,参与朝政,有的位极人臣,声势显赫,甚或交通中官,威福在手,致使“天下士大夫靡从风”①,仰其鼻息,借缘以进。其地位之高,权势之重,为历代所罕见。到了嘉靖皇帝,崇道活动达到了高峰。从史籍中可知,宋元盛行的诸多道派,在明代继续流传的尚有神霄、清微、净明派等。尤其是在明代中叶,因世宗宠信神霄派道士陶仲文,神霄派一时占尽风光,成为道教诸宗之首。这里,以高…     

明代王学与易学之关系——以孙应鳌"以心说《易》"之现象为例

本文以贵州学者孙应鳘<淮海易谈>为例.探讨当时学者如何以心学思想诠说<易经>,冀能由是得窥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应鳌自青年时代起,即与王门后学广泛接触,其所作<淮海易谈>一书,在原先的朱注框架、图书概念、解<易>方法中,却将<易>理与心学巧妙结合,先论<易>者,心也,最终推衍出致知则得<易>的结论,明白可见其企图藉易学以彰显王学价值的用心,应鳌之易学,始于朱子,却成于阳明,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可由是得见一斑.     

明代道德生活与核心价值观

明代独特的道德生活是有其偏执的政治导向、失序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及无根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究其实质乃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无力为新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提供价值支撑,道德生活中的种种失范现象最终都导源于核心价值观的缺失.     

明代机械发明家王徵的超性生活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陕西泾阳人。16岁补弟子员,24岁中举人,52岁考上进士。寻补广平推官、扬州推官,在登抚孙元化推荐下,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嗣因登州游击孔有德等叛,登州失陷,元化被执,王徵只身逃归。1643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入关,罗致缙绅,在李自成的特使面前,王徵坚决不从,引佩刀自誓,由其子永春代为应命,乡人以身赎者百人。永春得以平安回家。王徵与西洋传教士多有交往,且因性好格物穷理,与教士所言相契,由崇信科学而皈依天主教,洗名斐理伯,成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友,其超性生活颇为充实,值得称道。     

阿富汗佛教与巴米扬大佛——访中亚佛教考古专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晃华山教授

公元632年,也就是贞观六年,西行求法的玄奘法师历经艰辛来到中亚一个叫“梵衍那”的地方,不由得惊叹于巨大佛像的辉煌壮丽,多年以后在他那本举世闻名的《大唐西域记》中回忆说：     

明代乐队音乐对外国的影响

明代乐队在明代音乐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宫廷乐队以及音乐在明代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宫廷乐队民俗化的倾向,体现出民间俗乐对宫廷音乐的渗透;宫廷音乐的异族化,也体现出当时与少数民族,外国音乐的交流.在明代乐队音乐对外国交流方面,主要是表现在与日本以及西方的交流,即中乐西传与西乐中传的现象.     

试论袁中郎思想中的道教色彩

历来论中郎的人多强调明代心学及禅宗对其思想与创作的影响 ,其实道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和不容忽视的。它在中郎的思想及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袁中郎生活的环境与道教从袁中郎生活的地域环境来看 ,其家乡湖北公安县 ,位于九曲回肠的荆江南岸 ,是荆楚文化的腹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民间就有浓厚的祈祷、降神、禁咒之风和众多的神仙传说 ,这些后来都成为道教的直接源头。荆楚文化中的道家哲学 ,主要是《老子》、《庄子》等 ,也成为道教的经典。万历三十年 (16 0 2 ) ,中郎三十四岁时 ,还曾陪同他的父亲及家人朝拜武当山 ,写诗云 :“…     

明代理学家德福关系论的诠释思路和语境化表述

修德以获福的道德实践理念深入人心,而仁者不寿、德者不昌的特定人事又时常拷问着这种理念,引发历代儒者对德福关系的持续思考和诠释。明代理学家整体上继承张载和朱熹气禀不均、修身俟死的自然生死观,但其中思路却在不同语境的表述中呈现出理念重心和情绪形态的鲜明区别。他们在思想性表述中的叙述基调多数理智冷静,以锤炼至刚人格为目的;但在应世性表述中的书写则相对偏情绪化,弱化了仁者的人格意志,甚至为达劝谕目的而使用果报观立论。这种差异一方面出于文体范式和文章功能对思想形态、立论角度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源自德福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包括德福关系论内部各元素的失衡以及接受群体认知模式、接受心理的差异。     

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研究

明代成都地区稳定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所以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也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并一直持续到明末。在明代成都地区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楚山绍琦这样的高僧,同时寺院庵庙的发展也比较繁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成都大邑县雾中山佛教在这个时期达到极盛,成为成都地区佛教中心之一及蜀中佛教圣地。不过,明末战乱对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破坏,成都地区佛教的复兴是进入清代且社会稳定后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