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家具的风格特点

明代家具是中国家具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当时社会的发展与改革给带来了经济的复苏,匠人们也有了一定的自由,文人士大夫也积极参与设计家具,结合人们的实际需要,产生了注重选材,结构严谨,造型美观,装饰得体,技术精湛,实用性强的明代家具。它在家具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不仅实现了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完美结合,也展现了家具意匠美、工艺美、结构美和材料美,更体现出家具的科学和理性。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简介

<正>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是中国政法大学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于2006年6月合作创办的二级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刘忠德、滕文生先后担任院长。学院致力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的复兴,本着"从事儒学教育,培养儒学人才,开展儒学研究,弘扬儒学精华"的办学宗旨,凝聚国内优质师资,对话国际儒学前沿,广泛开展儒学的教学、研究、交流、传播、培训活动。国际儒学院聘请众多国内外知名儒学专家、学者     

儒教问题的讨论与儒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关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人们已有普遍的共识,但对于儒学是否宗教与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则至今仍有争议。反思近代以来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以及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儒学的特质与价值。我们在肯定儒学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应看到儒学同时具有的宗教性,这对于儒学在今天更好地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许昌天宝宫与明代全真华山派

许昌天宝宫为元代真大道的著名宫观,明代前期转为全真道住持。该宫道士从明弘治年间开始使用全真华山派字谱传承道派,直至民国时期,共传承了二十六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的华山派,也是惟一从字谱第一代"志"字辈开始传承的华山派。其现存的碑刻史料对于研究全真华山派的起源及早期传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从韩愈看唐代儒学复兴与华严之关系

韩愈是儒学复兴的先驱,在唐代文化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影响力。钱穆称:"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1]陈寅恪《论韩愈》中这样评价:"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开捩点之人物也。"[2]虽然韩愈以攘排佛老而闻名,但韩愈与华严先祖澄观、宗密亦有密切往来。     

一部明代佛教史研究的力作——读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

明代由于对佛教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致使佛教的发展大为衰退,特别是佛教义学,基本没有多大的发展。由此,学者们对明代佛教的研究,涉猎较少。最近,台湾学者陈玉女先生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的出版(北     

借儒兴道:从元代全真教改造山西尧舜禹庙看其兴盛的独特路径

元朝时全真教在北方盛极一时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全真教借儒学以助其兴盛的现象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以往讨论全真教与儒学之关系偏重在义理方面,本文则以元世祖时期,全真道士姜善信改造传统儒家正祀庙宇——尧、舜、禹庙的生动事例为研究对象,考察分析全真教在山西南部发展兴盛的独特路径。1262年改河中府禹王庙为龙门建极宫、1264年平阳尧帝庙增修光宅宫、1289年蒲州虞舜庙内增祀老子这一系列的改造之后,全真教不仅通过挤占尧舜禹庙的空间增修道教宫观,而且也以"尧舜思政求贤之道,上帝称心"的儒家文化使其得以在山西南部盛极一时。姜善信创修龙门建极宫则被后人视为清代全真教龙门派之发端,"龙门、临济半天下"的辉煌让我们把视线回放到靖应真人姜善信及其在山西南部的全真教活动。     

明代西域朝贡贸易家族的兴衰——以写亦虎仙家族为例

写亦虎仙家族是15世纪后期16世纪初活跃于明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大族。写亦虎仙作为哈密回回首领,充当使臣,周旋于哈密与明朝、吐鲁番之间,得到明廷的厚赏与授职,在甘州、肃州等地积累了大量财富。他被甘肃守臣派往吐鲁番,由于向吐鲁番许下一千五百匹缎子得不到明朝认可,引发甘肃之变,被明朝逮捕。后结纳佞臣,得到明武宗青睐。嘉靖即位时,病死狱中。该家族衰亡是写亦虎仙不择手段追求财富、主张闭关绝贡的士大夫的反复打击及明朝国力下降的综合结果。     

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考略

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是明皇室管理武当道教的重要举措。明代宦官不仅长期提督武当山,而且全方位参与了武当山的各项管理工作,是明皇室与武当山之间沟通和互动的重要渠道,为明代武当道教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鼎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地评价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的地位和作用,既有助于加强对明代武当山历史文化的解读,也有助于促进对明代宦官史和明代道教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