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城隍信仰的官民分途

城隍神本为民间俗神,道教将之纳入神灵系统。城隍信仰起源很早,至少从汉代开始就有了,如班固两都赋序云:"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①经过历代的发展,城隍信仰从明代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朱元璋"于临御之初,与天     

论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四川天主教徒的管理和改造

清代中叶是四川天主教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负责四川教务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强调造就耶稣的忠实信徒,通过神父和会长对教徒进行双层监管,要求教徒遵守中国礼仪禁令,向教徒灌输宗教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教徒的经济行为.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坚定教徒的宗教信仰,增加教会的凝聚力和促进教会发展;另一方面其明显的保守和内敛特征实际上是意图割断教徒与教外群众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从而造成民教分离.     

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道教长春派在云南的历史和现状

长春派是明代高道刘渊然在云南创立的道派,未被收录于清代白云观保存的《诸真宗派总簿》.长春派的祖师刘渊然是净明道第六代嗣师,在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统治时期不断被重用和晋封,刘渊然及其高徒邵以正曾先后统领天下道教事务,而长春派从明代至今在云南一直有传承,对云南地方道教及中国道教有着深远影响.举凡研究明代以来的中国道教,特别是云南道教历史,多会涉及刘渊然、长春派,一些学者和笔者曾有相关研究发表①,而关于长春派的历史源流和道脉系谱的由来,则仍有存疑.     

明代"西天僧"考略

元末明初,来自“西天”迦湿弥罗的佛教僧人萨哈拶释哩在中国传法弘道十余年。他去世后,中国弟子智光宗承师说,发扬传承,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印度密教特征的佛教教团,即“西天僧”。这个教团以北京地区为中心,与宫廷皇室及宦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地位尊崇。其宗教影响也进入到宫廷之中。     

明代道士周思得与灵官法

明代道士周思得历事成、仁、宣、英、景五朝,住持京师著名的显灵宫、朝天宫,为一代颇受优宠的道教名流。周思得以显扬灵官法知名于世,其编撰《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为弘扬灵宝斋法的巨帙科书。周思得是明代道教史上有贡献的道士,本文特对周思得及其灵官法作如下讨论。一、周     

陈白沙与明初儒学

陈白沙是元代以后程式化的朱子学向明代的学术主流--阳明学过渡的关键性人物,他开启了心学重光的闸门.本文从明初学术的背景出发,着重探讨了白沙思想中的"自得"、"自然"、"主静"三个问题.认为白沙倡言"自得"是和他科场屡试不第的惨痛经历有关,由落第而悟觉,开始拒斥当时的主流学术而自处边缘,重新回到心学体认的道路.对于白沙的"学宗自然",可以做不同的诠释,本文主要是从当时的学术环境,以及朱学传统和心学同调两方面不同的反应,来证验和思考其主旨.白沙之"主静",向来是后学争议的焦点,批评者谓之"近禅",欣赏者往往能心领神会、启导机杼.本文从"主敬"与"主静"之纠葛、动静合一、养善端与辨人禽等几个层面,探讨了白沙学说中"主静"的意义.     

论明代僧官制度CSSCISSCI

明代僧官制度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僧官在管理佛教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僧司衙门配合礼部做好全国的佛教管理工作。明代僧官制度与世俗官僚制度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传教士与明代诗歌(一)

在文学史上,明清以小说闻名,人们常忽略这一时期的其他成就。事实上,明代是我国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王朝之一,这样的社会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清代文人沈德潜（1673—1769）比较中肯地评价了明代诗歌,他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这即是说,宋诗过于沉湎奢靡的生活,元诗则缺乏内涵过于小家子气,只有明诗有复古之风尚。     

明代云南的真武信仰——以武当山金殿铜栏杆铭文为考察中心

武当山金殿四周围绕的148根青铜栏杆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由云南昆明及附近地区的“奉道信士”捐资铸造,专程运至武当山组装而成。从铭文的内容来看,明万历年间云南的真武信仰已很兴盛,尤以昆明地区为最;信仰之人遍及社会各阶层;其信仰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