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人的生存方式理论及其启示意义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的思想以及禅宗思想的基础上,弗洛姆建构了充满浓厚人本主义色彩的人的生存方式理论。借助这一理论,弗洛姆展开了对西方工业社会“重占有”生存方式的批判,提出了向“重存在”生存方式转变的路径,展现了一个学者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切关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也出现了一些“重占有”生存方式的苗头性倾向。如何抑制住这些苗头性倾向,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以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弗洛姆人的生存方式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让我们希望

纸,是经过两千年历史考验而得到确认的方便的、可触摸和留存的信息载体。纸质媒体是人类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种媒介形态,在近代人类文明的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今,纸质媒体在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受到网络媒体不小的挑战,不少读者的视线从纸质媒体转移到网络媒体,对纸质媒体的市场份额产生影响。     

论荀子的性情观

在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性”和“情”及其表达的思想特别引人注目,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献特别是《荀子》中“性”“情”思想的含义。荀子论性,一面认同性乃自然成就,一如白纸;一面又认为它既有恶的倾向,又有善的倾向。荀子论情,是把它放在后天的位置上,并赋予广泛的内容,使之具有善恶一体、两端相对的特征。荀子论性情关系,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经由心的统摄而联为一体,没有性,情无所出,没有情,性无由见。荀子的所谓性恶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恶论,这一层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篆书时代中国书法的审美流变

篆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早存在形态。篆书历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代的不断发展,从大篆到小篆,由草而工,最终达到了和谐、规范和整饬的形式美的极致。然而,艺术形式雅化到极点的结果却往往是此种艺术形式的终结。当高度法度化、完美化的小篆在秦代登峰造极之时,随之而来的却是篆书艺术的僵化并直至为隶书所取代。篆书艺术的发展揭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     

团队领导的职能、决定因素及有效性

团队的情境特点和任务要求使团队领导具有了不同于传统组织领导的特点。该文从团队领导与群体领导的区别入手,以职能领导观分析了团队领导的职能：包括团队联络职能,收集并转译来自团队内外的信息;目标建立职能;运作协调职能,协调团队成员活动使其能在团队水平上充分整合;以及决定领导职能相对重要性的团队特征与作业特征,最后探讨了团队领导对团队有效性的作用及机制,并指出将来研究的方向     

创造力测量手段——同感评估技术（CAT）简介

同感评估技术（consensusassessmenttechnique）,又称主观评价法,是Amabile于1982年提出的评价创造力的一种方法。文章简要回顾了同感评估技术出现之前,基于发散思维测验的创造力评价法及其局限性。人们在寻求新的创造力评价方法的过程中,提出了同感评估技术。文章重点介绍了同感评估技术的理论基础,即它的同感定义和概念定义,然后说明了同感评估技术的具体使用方法、发展,以及在各领域的应用情况。最后,通过与创造性思维测验的比较,对同感评估技术作了评价,指出了CAT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的阐释与发展

王阳明的《大学》诠释在其心学思想体系中至关重要,这引起了日本著名阳明学者冈田武彦先生的高度重视。本文以王明阳的《大学》观为基础,依托相关文献,首先阐明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内在嬗变的理解、检讨与反思;其次探究冈田武彦基于王阳明《大学》观所做出的思想开拓。冈田认为学问头脑的转变促成了王明阳《大学》观的思想变迁,但这与《大学》本旨是否相合却值得商榷。王阳明《大学》思想与冈田武彦晚年的身学说、"共生"理念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联系,"致知"说对冈田"致身"说的提出具有启迪意义,而"万物一体之仁"则为"共生理念"提供了思想资源。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为圣人祛魅──王阳明圣人阐释的“非神话化”特征

广义的圣人观包括三方面问题：（１）何谓圣人？（２）人能否成圣？（３）如何成圣？在 王阳明以前,中国古代学者一般比较关注后两个问题,并将之规约为：“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王阳 明经历早年成圣实践的失败,开始自觉反思“何谓圣人？”亦即圣人本质的问题。他将圣人本质规 定为纯德性方面,剔除了宋儒（如朱熹）所尤为强调的知性因素。由此,他还对有关圣人观念做了 澄清,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在中国圣人观的逻辑发展上完成了“为圣人祛魅”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