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形态、风险及其治理

与当下互联网宗教研究聚焦信息技术如何改变宗教的功能主义范式不同，本文采取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从信息哲学出发，将信息视为宗教存在与传播的主要形态和媒介载体，深入剖析展示了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的语音、文本、图像、视频、虚拟现实等形态结构，揭示互联网宗教信息传播中介化、智能化和个体化等特征及其蕴含的信息操纵、信息失控和信息极化等风险，提出强化主流声音、增强技术供给等治理方略。     

《齐文化与中国早期体育》出版

王京龙教授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齐文化与中国早期体育》近日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这一成果的面世，标志着齐文化研究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方向。     

爱是生命的源泉——读保禄宗徒致《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是保禄宗徒在第三次传教期间,在厄弗所写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使我们了解到早期教会的生活和信仰情况。格林多是希腊的一座名城,不仅连接着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也是穿过萨罗尼科斯和科林西亚湾通向伊奥尼亚海的航海要道。因此,这座城市是商业贸易及东西文化交流的重镇,也是一个繁荣的港都,所以不同民族、宗教的人们混居于此,生活奢侈,导致风气淫靡,道德败坏。公元51年左右,保禄宗徒第二次传教时在这里建立了格林多教     

当前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精神形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及伦理逻辑遭遇解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伦理实体也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变迁对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影响及其精神形态,关系国家伦理安全和文明精神命脉。调查表明,中国大众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呈现为新的精神形态:以"从实体性出发"的高度伦理觉悟,对涣散国家精神的"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现象保持严峻的伦理关切,并以"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守望国家实体性。个体以匹夫之责、之忧、之力捍卫遭遇多重变迁力量裹挟中的国家实体,这是社会急剧变迁中所迸发的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和国家昌盛的深刻伦理力量。     

宝华钟声

攀上宝华山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菩提智慧的清凉。站在枝繁叶茂的参天古木下，远远传来隆昌寺晨钟的余响。淡淡的晨雾缭绕着悠扬的钟声，惊起林间成群的飞鸟。它们呼啦啦拍打着翅膀由头顶掠过，衬着晨钟越发地沉着堂皇。清风徐来，林涛阵阵，云雾缥缈间，踏入清静绝尘的胜境。宝华山群峰环绕，形似莲花，而隆昌寺宛如花蕊端坐在宝华山的环抱之中。从隆昌寺的山门往寺院境内望去，逼厌的山门透出神秘而悠远的气息。宁静尤如幕慢，那拉长了尾音的梵音饭呗和断断续续传出的木鱼声，恰似从幕慢背后传了来的，英英相杂，绵绵成韵。跨进寺门，向左…     

理学的伦理思想略论

就伦理形态而言，理学包含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不同规定，从而，既不宜将理学无条件地归入规范伦理之列，也不能简单地将理学等同于德性伦理。在何为伦理目的(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一问题上，理学既关乎成就人的问题，也与成就行为相关；在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问题上，理学的考察不仅涉及普遍天理(形上规范)的制约，而且要求通过德性完善以担保行为的正当性。当然，理学中的不同人物与学派在呈现相近进路的同时，又有不同的侧重。道德的关切同时指向广义的天人关系，理学以“万物一体”为视阈考察这一问题，其中既内含消解人类中心的取向，也涉及“以人观之”的进路；而在更广的视阈中，“万物一体说”又展现了价值的关切，后者构成了重新理解正义等伦理与政治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关于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断的全方位思考

从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思考疾病预防与早期诊断治疗的意义，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对疾病预防和疾病的早期诊疗的重视程度不够，进而从患者、社会、医院三方面探求其解决方法。通过提高大众的防患意识，充分发挥医院在此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医保制度等方式来解决。     

暴力暴露对不同性别青少年早期校园欺凌的影响：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采用校园欺凌/受欺凌量表、多重暴力暴露量表和自编基本信息问卷，对浙江省10所小学和8所中学的2462名青少年进行调查，探索不同性别青少年早期校园欺凌潜在模式，并分别考察暴力暴露对男女生卷入校园欺凌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1)男女生存在不同校园欺凌潜在模式，男生分为4组：低卷入组(61.90%),中度卷入组(16.49%),高度卷入组(5.05%),受欺凌组(16.56%);女生分为3组：低卷入组(74.16%),中度卷入组(14.29%),受欺凌组(11.55%);(2)暴力暴露是校园欺凌的危险性因素，对校园欺凌的预测效应因情境和形式不同出现差异。从暴力暴露形式出发，亲历暴力均为男女生卷入欺凌的最大危险性因素；从暴力暴露情境出发，家庭及学校、社区分别对男生、女生卷入欺凌的预测作用更大。本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不同性别青少年在校园欺凌方面的差异以及暴力暴露对校园欺凌的预测作用，为校园欺凌预防和干预提供支持和依据。     

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方式

早期基督教⁽(1))的传播与发展在不同阶段得益于不同因素的推动。公元一世纪,在传播的初始阶段,早期基督教依托于母体犹太教进行传播,并逐渐突破了犹太教教义的局限;公元二世纪至君士坦丁统治之前,早期基督教处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传播基于教会组织所发挥的组织优势;《米兰敕令》颁布以后,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便开始借助于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在罗马帝国逐渐发展壮大。通过对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方式的研究,可以对其发展的原因形成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早期基督教在不断地调整自身与传统的关系、不断地适应新形势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而促进罗马帝国政治文化内涵的变化。     

出土文献视野下的《论语》文本形态演进

安大简《仲尼曰》和荆州王家嘴《孔子曰》，体现西汉之前《论语》类文献流传的多样。汉代《论语》类简册的“单篇别行”，揭示出《论语》在定本之前的文本形态。经校理后的诸家《论语》文本，两汉时期一直在西北地区流传。魏晋以降，《论语》定本亦在西北地区的出土文献中得见。由战国楚地的前文本形态，至西汉时期的单篇复本流传，再到定本后的白文与注解普及本，出土文献已可基本恢复《论语》典籍萌芽、演生、定本至普及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