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学业参与、父母学业压力与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投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讨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压力与青少年早期学业投入之间的关系,考察成就目标取向的中介作用,以及学业成就水平在该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对2487名初一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发现：（1）父母学业参与正向预测青少年早期个体的学业投入、负向预测学业抽离,父母学业压力正向预测学业抽离;（2）掌握目标取向在父母学业参与和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投入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在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抽离间发挥负向中介作用;表现回避目标取向在父母学业压力和学业抽离间具有正向中介作用;（3）掌握目标取向的中介作用受到学业成就水平的调节。研究结果揭示了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压力对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投入的共同作用,为从家庭层面提高青少年的学业投入水平提供了参考。     

佛教中的“琴弦”之喻与生命智慧

翻阅佛教典籍,有诸多"琴弦"之喻,然最为著名者,莫过于"因缘和合喻""狮子筋弦喻"和"不急不缓喻"。此三种譬喻分别出自《入中论讲记》《华严经》和《中阿含经》。一、因缘和合喻"因缘和合喻"见于月称论师造、法尊法师译讲的《入中论讲记》。在《入中论》"第六菩提心现前地"中,月称论师有一颂:"如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合非不有,于彼本空影像等,亦起见彼行相识。"     

佛教逻辑学的论辩解释与认知解释——陈那、法称与因明

佛教逻辑有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对论证前提为真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因三相"理论。论证前提的真,在陈那著作中又被理解为辩论主体将该前提确定为真。这种"确定"体现为文献中对"极成"(prasiddha)、"成"(siddha)、"决定"(ni?cita)、"见"(d???a)、"已知"(vidita)的强调。这些表达辩论者认知状态的词汇,皆可概括为佛教逻辑中的"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本文通过研究东亚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解释"(dialect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共许、同许)。法称《释量论自注》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解释"(epistem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定(ni?cita/ni?caya,决定),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一项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     

圣俗并举:中国农村村名和佛教

佛教入华,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进入寻常百姓家.村落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标志和载体.村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含义,是文化的根系所在.村名记载着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奋进.随着社会的发展,村名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通过对村名渊源的了解,能够加深对家乡的热爱.在中国地名文化中受佛教影响命名的村庄,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同时体...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汉语复合词视觉识别的时间进程：基于同形语素的行为与ERP证据

基于同形语素抑制效应, 本研究探讨了汉语复合词视觉识别中的形音义激活进程。结果发现：(1) 同形异音、同形同音、相同条件相对于控制条件都产生了语素启动效应; (2) 在P2、晚期N400成分上, 同形同音条件与控制条件更为接近, 但与同形异音及相同条件差别显著; (3) 在早期N400成分上, 同形同音条件与相同条件更为接近, 但与同形异音条件差别显著。研究表明, 汉语复合词的视觉识别的早期阶段可能为基于词位的形态-正字法加工, 字形匹配与音位信息是首要影响因素, 但语义是否介入仍未可知; 而晚期阶段则可能为基于词条的形态-语义加工, 主要涉及语义竞争与选择。本研究结果支持了McClelland等学者提出的“平行分布加工模型”。     

论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涉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     

非正式学习环境中幼儿的自发数量聚焦

大量从“能力”角度来探讨个体早期数学发展的研究仅专注于儿童早期的数学知识和技能, 而忽略了可能与儿童早期数学能力相关的方面。近年来, 数学认知发展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自发数量聚焦(Spontaneous focusing on numerosity, SFON), 即个体对环境中数量相关信息自发注意的认知倾向。SFON被视为其他数学聚焦倾向概念的基础, 但与自发数字聚焦(SAN)、自发阿拉伯数字聚焦(SFONS)和自发数量关系聚焦(SFOR)之间的联系仍需进一步明晰。作为数学表现的领域特异预测因子, 个体SFON的发展轨迹和作用机制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所在。未来可从数学动机、数学焦虑等角度进一步探讨SFON的作用机制, 改良与创新SFON测量工具, 同时需深入推进家庭和学校场合的SFON干预研究。     

民国《弘法社刊》的办刊定位及其作用

<正>近现代佛教报刊的兴办,被认为是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目前为止,出版总数虽难以确定,"但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数量多、参与面广、内容繁杂、有个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种不同势力和不同组织的要求"^[1]。民国的佛教界,可以概括为改革与保守两大阵营,"这一新旧之争持续了整个近代佛教史,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态势"^[2]。以太虚及其追随者为新派,而冶开、圆瑛等皆为旧派。双方争论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各自主导的报刊展开论战。但是因为报刊本身就是新事物,是革新派愿意接受与喜欢使用的新工具,所以就力量对比而言,     

当代村镇寺庙存在状态调查--以浙中金华诸村镇为例

“寺”,原意是官署。《汉书》注曰:凡官庭所在皆谓之寺。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寺又指寺院,而自东汉“白马驮经”这一佛事典故后。虽然作为官署的“寺”仍然存在,但不久即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专称了。“庙”,本为奉祀祖先的处所,所以又称祖庙、宗庙。后来,人们把对一地有特殊贡献的人物也立庙奉祀。所以说寺、庙有着明显的区别,但由于佛教诸神和民间神鬼信仰长期以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佛、菩萨、人神等在人们心中的界限并不明确,所以在普通民众中往往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