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的哲学辩护——以自由主义哲学为视角

安乐死问题一直都是一个争议性话题.从学理上,安乐死可以分为自愿安乐死和无意愿安乐死.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分为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以自由主义哲学观来审视两类安乐死合法化问题:自愿安乐死体现病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是人格尊严之自主性的结果;无意愿安乐死是由利益相关人代为选择,符合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严格立法来规范安乐死行为,也应成为我国法律的理性选择.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358名企业员工,探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对工作满意感和离职意愿等工作态度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FSSB对工作满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离职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2)工作-家庭增益在FSSB与工作满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而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工作-家庭增益与冲突在FSSB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3)边界控制感调节了FSSB—工作-家庭增益—工作满意感这一中介过程。本研究提示可通过干预FSSB来提升员工的工作态度。     

日本美学和艺术研究的现状——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变化为重点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历了很多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影响到美学和艺术领域,使得其越来越具“多样性”和“边界化”.一方面,日本社会越来越推崇“多样性”的概念,并在很多方面(人性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样性、品味的多样性,等等)跟随这样的趋势.这一时期的美学和艺术研究领域也强调多样性的重要,将其作为艺术史如何获得多学科元素混合动力的方法.另一方面,美学和艺术史所研究的内容相比于讨论“中心”更倾向于讨论“边界”.尽管“中心”这个语境意味着一个领域内的传统或正统主题,相反“边界”意味着不作为传统研究对象的主题.这一时期研究的特征是,倾向于靠近这些“非法”的主题并且正面地解决它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样性”和“边界化”才被视为近代日本美学和艺术史研究状况的标志.     

就业能力的概念、结构和实证研究成果

就业能力的内涵和关注焦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研究者日益聚焦于个体特征及其与情境因素的互动对就业能力的内在结构进行探索,并尝试更多地开发和采用多维、多源测量工具。在西方,以就业能力为前因变量、后果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也仍存在诸多分歧和局限。在我国,进行本土化就业能力结构和测量探索以及围绕无边界职涯条件下就业能力的形成、发展过程和整体作用机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很有必要。     

"菩萨唯识止观"之操作浅探--以《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为范围

本文主要分析“菩萨唯识止观”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体而言,此乃结合唯识观与菩萨行的一种修行模式;其在大乘菩提心及六度四摄的基本前提下,运用唯识止观“以楔出楔”之实际操作,除遣凡夫自心所生之虚妄分别及虚假影像,直至其心无分别、无所住为止。     

海德格尔与老子关于“无”的对话

海德格尔指出:“无”乃是最广泛、最深刻、最原始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传统形而上学只知问“有”而不知问“无”,而海氏认为只有在“无”中,存在者之可敞开状态才是可能的。中国古代的老子对有与无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老子的学说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海氏关于“无”的论说是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遮蔽

正车子在这个北方小县城边缘奔驰,和夏日里所见已经远远不同。路边密集且舒展的杨树,已经退去所有的绿意,一叶不挂,把杨树背后的村子暴露出来。枝头上的黝黑空巢一下子变得醒目高悬,它的方位、形制在目击时被确定无遗。一年里头,这些村子、这些空巢都被碧绿的叶片遮挡着,让从旁边走过的人,浑然无觉。叶片是渐渐长大的,初始有如星点,而后每一日伸张,形成一张绿色的屏障,几里,几十里,把人们窥视的好奇心挡在外边。夏日里经过,我揣度连成一     

评蒂利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

保罗·蒂利希是20世纪前半叶著名的存在主义宗教哲学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唯物史观的存在主义诠释在20世纪中叶西方宗教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具代表性。     

试从禅宗的角度审视古典书法

历代不乏书家借助禅宗的理念来阐述书法的无心之境,这一方面是因为禅宗对于无心之境有独到而善巧的阐发,另外也是因为禅宗本身吸收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关于无心境界的诸多论述。因此本文希望通过禅宗视角的审视,能深入地探讨古典书法艺术的内在精神,并藉此纠正仅从外在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古典书法的偏向。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规划

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