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是一种大境界

一晃儿,著名漫画家丁聪离开我们有两年多了。然而,在人们记忆里,丁聪还是那么幽默、快乐、淡泊。丁聪先生有一个很别致的笔名小丁。这个名字,丁聪先生用了70多年,就是在他成名之后,也没有想到改过。这与他的艺术思想,与他的境界,不无关系。作为漫画家,作为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小,才能把人民群众看大;只有把自己看轻,     

从自然科学的例子试述“缘起无自性空”

一、“缘起”“无自性”“空”外教靠全能的神来救助自己,“信即得救”,而佛教重视自力修为,不靠外力恩赐,追求的是“智慧得解脱”。此所以佛教深邃的理论与外教迥异。佛教理论的基础是缘起论,佛经中对“缘起”的解释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缘起     

《华严经》的构成和思想(续三)

两种心——净心与妄心佛、众生、心三者相同《华严经》“夜摩天宫菩萨说偈品”的偈语中,有句名言:“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就是说心、佛、众生这三者是一样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以佛和众生来考虑一下。一提到佛就认为是超然物外的东西,这是一种错觉,其实佛与众生是一样的。应该认为佛迷就成众生,众生悟就成佛。同一种东西,趋于迷就成众生,趋于悟就成佛,仅此而已。然而我们、善财童子也一样,总是追寻佛是什么?佛在何处?其实佛并不在别处,就在自身之中。读白隐(1685—1768)的《坐禅和赞》,其中也有“众生本来即佛,如水与冰”     

《老子》对“虚”“静”的哲学提升

《老子》之前,“虚”“静”是两个普通词汇,虽有一定的意义抽象,但并未成为哲学概念。《老子》对“虚”“静”进行了关键性的哲学提升,使之成为描摹“道”的存在状态和“无”的表现形式的哲学概念。“虚”“静”由此被纳入关于“道”“无”的本体论表达中,且呈现出密切的意义关联。“虚”“静”在《老子》中还具有工夫和方法的意义,体道、为道离不开致虚、守静的工夫,“虚”“静”也是形上之“道”通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便捷的桥梁。战国时期,道家等各个学派从不同的向度发挥和应用了“虚”“静”的哲理,最终两词联结起来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范畴。     

正统性的两种语境:概念重置与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潜力——兼论中古道教的“无异端性”

通过简要重述不同文化语境中异端与正统的概念内涵变化过程,说明在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差异,进而说明对于异端和正统的基本内涵理解带来传统中国文化对信仰融合度和均质性的理解。以此为基础,提出以下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在面对中国宗教或信仰文化时,我们以源自基督宗教传统、并且带有明确基督宗教传统内涵的概念展开讨论,对于理解中国的信仰文化与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会造成误解?这种误解的根源是一种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削足适履"式概念套用带来的问题,还是在信仰特质理解意义上"张冠李戴"式的文化语境的错置?进而提出概念的重置可以从什么程度上凸显中国信仰文化的特质和进一步理论反思的必要性。     

华严宗圆融思想的现代意义

《华严经》第五十一卷记载说,古印度的悉达多太子出家后,在菩提树下打坐了七天七夜,思考人生的哲理,在第七天清晨,看到了东方的启明星,大彻大悟,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意思是说,所有的生命,都有觉悟者的智慧德行相状,都原本纯净无染。但是由于有了妄想颠倒执着,而迷失在红尘,不能回到初心。     

试论董仲舒“无为”思想的四个维度

董仲舒的无为思想不能只作来自黄老之学的单向度式概括,其实际包含四个维度:董仲舒在景帝朝任博士时,吸收黄老无为,寻求儒道整合;景武之际则吸纳诸子治道思想,继续完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君臣政治分工模式,并以阴阳学作为理论基础;武帝朝对策时,提出改制无易道的思想主张,传承儒家天命观与礼乐制度的因袭和损益之道;针对武帝时代统治阶层奢侈多欲等过度有为情况,提出调均致无为等无为而治主张,希冀以无为促善治。不同时期的无为含义变迁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复杂性与整合性,凸显其现实关怀与担当意识。     

试论庄子的言意观

本文系统探讨了庄子的言意观,认为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从道“无”的本体论出发,区分了大言与小言、大知与小知等概念;揭示出知或不知在道与言之间的中介地位,并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意”,肯定在知性名理范围内,言可尽意,而在形上超验领域,则言不尽意,特别是“得意忘言”论的提出,大大超越了老子,对魏晋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美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庄子的言意观体现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人类生存方式内在困惑的较早的本体论思索,比西方早了二千年。     

无边界职涯背景下的离职:重回决策者中心

离职曾被视作组织中的"问题"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传统离职研究更关注通过改变员工的态度来减少离职,进而降低离职对组织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鲜明的组织立场。然而离职的本质是员工个体的决策。无边界职业生涯背景下,面对更加多样化的生涯选择,员工在离职决策中的主体性更加凸显,离职研究需要重回决策者中心,重新聚焦决策者:(1)以决策者为中心探讨离职影响因素;(2)探讨决策者制定离职决策的内在过程;(3)关注员工离职的实际行为及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