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道士施肩吾的环境美学思想

道教的修炼思想中,对于环境的选择,一直是一个十分慎重而关键的问题。北宋时期,钟吕一系的道士施肩吾,继承和发挥了道教这一传统,在修炼思想中,尤其是在对环境、传人的选择原则中,体现了道教特有的以“道法自然”为核心,以神秘主义为特质的环境美学思想。     

试论庄子的言意观

本文系统探讨了庄子的言意观,认为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从道“无”的本体论出发,区分了大言与小言、大知与小知等概念;揭示出知或不知在道与言之间的中介地位,并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意”,肯定在知性名理范围内,言可尽意,而在形上超验领域,则言不尽意,特别是“得意忘言”论的提出,大大超越了老子,对魏晋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美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庄子的言意观体现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人类生存方式内在困惑的较早的本体论思索,比西方早了二千年。     

无边界职涯背景下的离职:重回决策者中心

离职曾被视作组织中的"问题"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传统离职研究更关注通过改变员工的态度来减少离职,进而降低离职对组织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鲜明的组织立场。然而离职的本质是员工个体的决策。无边界职业生涯背景下,面对更加多样化的生涯选择,员工在离职决策中的主体性更加凸显,离职研究需要重回决策者中心,重新聚焦决策者:(1)以决策者为中心探讨离职影响因素;(2)探讨决策者制定离职决策的内在过程;(3)关注员工离职的实际行为及后果。     

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

本文尝试对章太炎民族主义主张的复杂性进行解析,试图揭示出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层结构和核心旨趣[1]。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是在与立宪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持"金铁主义"说的杨度、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严复的自由主义的论辩中确立自身内涵的。他用"历史民族"、"政治民族"概念取代"天然民族"和"文化民族",深化了近代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同时他又通过对民族主义与无生主义关系的阐发,确立起一个贯穿民族主义、导引民族主义的"齐物平等"政治理想,从而为民族主义赋予了一种伦理性的内涵,超越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自我封闭想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Asch核心特质法研究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Asch核心特质法进行改进，并用于对名人广告中诚实因素是否影响名人形象的核心特质的研究，以检验改进的有效性。结果发现，核心特质法的有无模式比正反模式更为严格，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念空明澄彻——《坛经》的“一念之谛”的解读

佛教所追求的涅槃解脱，禅宗也莫能外。作为典型中国化佛教，禅宗从心性维度来诠释解脱。首先，在区分心性的基础上，六祖强调收心归性。其次，六祖将清静的本性界定为佛性，由此见性就可成佛。最后，通过“无念”法门，本真的性蜕化为当下一念的清静，于当下一念的清静明觉中，即可获得解脱。     

不同时间限制下小学儿童学习时间分配决策水平的发展

采用3×3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利用计算机呈现刺激并记录被试的反应,以语意联系密切程度不同的词对作为难易不同的材料,借助线索回忆作为提取方式,利用四项研究分别探查小学儿童在短时限、中等时限和无时限三种时间限制下,学习时间分配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得到如下结论：（1）小学各阶段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主动进行了学习时间分配的决策。（2）儿童学习时间分配的决策水平随年龄增长而提高。（3）不同的时间限制难度不同,儿童在不同的难度任务下选择了不同的掌握标准,进行了不同的时间分配,支持了“标准影响分配假说”。（4）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的提取正确率有增加的趋势,时限越长,提取正确率越高。     

物质成就和道德进步——施韦泽的生态和经济伦理思想初探

施韦泽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生态伦理,系统阐发了关于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的深刻命题,促进了西方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施韦泽还发挥了一种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的思想,推动了现代人更深刻地思考经济伦理问题。在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导致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广泛变化之后,面对着随之而来的严重副作用,施韦泽的生态和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界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论孔颖达"备包有无"的易道观

唐初易学呈现出融合汉魏的特色,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是其杰出之代表。孔疏认为易道“备包有无”,孔疏中的“无”不是单纯的某种实体或属性,它具有多层含义,是对汉易元气发生论和玄学易无本论的融合创造,是其易学的形上学; 而“有”就是宇宙万有,孔疏将宇宙万有统摄于易象之中,认为易象是宇宙万有的符示涵摄者,由之提出了灵活开放的易象观;以之为基础,在乾坤父母说之上将易学六十四卦系统诠释成了一个流变互通的意义世界。     

“无”的主题——《老子》形上思想的深层意蕴

《老子》形上学思想的主题是“无”。“无”是最具普遍性、深刻性、本原性的命题 ,“无”之规定不是任意的 ,在“混成”和“象”、“应当”、“言说”三个维度上被限定 ,具体展开为“道”形上学 (包括宇宙论 )、道德形上学和“言语”形上学 ,在中国哲学史构筑起一个相当完整的形上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