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先秦礼乐观念的形态及其衍化

对传统礼乐文化不同态度,除了时代变迁,还缘于主体在不同意义层面上言及礼乐.从字源上看,礼乐昭显了一种文明生存之追求.先秦思想世界中的礼乐呈现出礼乐之文、礼乐之情及礼乐之本这三个层面上的意义.儒家思想历史展开,渐次凸显对此三者一体性关系所蕴涵的"合内外之道"追求.先秦礼乐不同观念形态间的演化,既是先儒对礼乐认识的推进与深...     

"大勇"与"小勇":孟子"勇"观念的哲学分析

"勇"作为一种道德内驱力,对个体道德人格的养成有提撕作用.孟子区分了大勇与小勇:小勇是驱动性作用,聚焦于外在目标,体现于生理、情绪的变化,着眼于个体实践行为的展开,可通过自身的修养加以调整;大勇是保护性作用,聚焦于内在目标,采取理性、道德的特殊形式,着眼于高尚的品格和人性的完善,是道德主体战胜困难、臻于理想人格的基础....     

“气质”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以王廷相对“生之谓性”的阐发为中心

明儒王廷相以孔子的“性相近”批判朱熹的“性善论”,并且重构了“性善论”人物谱系,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生之谓性”的阐发这一线索。在王廷相的“气质”人性论中,先天“气禀”所带来的“善性”与“恶性”在整个人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重点在于后天通过“变化气质”以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通向“善性”与“恶性”,其差别在于是否研习、践行“圣人之教”。王廷相通过区分两种“知识”系统以及设定人人都有“为善之才能”,为个体向善准备了理论前提。而其对人性滑向“恶性”的警惕,凸显了“圣人之教”的重要作用。     

自然·道·浑沌之境——《庄子·应帝王》札记

与价值观上主张自然原则相应,庄子肯定政治领域应顺物自然,合乎民意。较之儒家的“民本”思想,与顺物自然相联系的“合乎民意”具有不同涵义。儒家所主张的“民本”主要强调治国应奠基于民众之上,其特点在于以民众作为治国的基础和出发点,庄子所理解的“顺应民意”,则首先以不干预民众为指向。从形而上的层面看,政治哲学关乎对道的理解。通过道术与巫术交锋,庄子指出了两者的重要分别在于自然无为和有意而为之:巫术的特点是基于经验性的显现作出推测,属有意而为之;道术则趋向于自然无为。本于天性,构成了为道的特点。巫术与道术之别,体现了“技”与“道”的分野,其中包含着以道的智慧引导治国过程的内在意向。从治国或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浑沌”隐喻着庄子所认同的原始秩序,此种秩序以智慧未开、是非之争尚未展开为前提。从人性的角度看,原初秩序与人的自然天性相一致。庄子以天人之辨为政治哲学的内在主线。天人之分体现于不同方面,包括人性规定、行为方式,等等。“浑沌之死”意味着理想存在状态的结束,它表明偏离本然的有为而治,将导致理想存在状态的终结。庄子的相关理解中,同时包含内在的历史限定。     

王时槐思想中恶的问题

王时槐是江右王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将善恶视为念能否顺本性而动,对合法性与道德性有清楚的辨析,并注重过恶之辨,意念无明显的邪妄可以视为无恶,但不代表无过。他主张善有本体,而恶无根即无形上的本体,但恶仍有其根源,这就是人的"自离其性"或"甘自弃之"的主观条件,这与康德的根本恶学说可以接榫。王时槐强调改过迁善的根本动力或力量源于自身,他主张人要立志、修治与敦礼,旨在实现心灵转变与在感官方式上的逐渐改良,达到念念归根的状态,从而纠正准则中颠倒的道德动机的顺序,他对静坐的强调则是通过收敛与暂息尘缘,以默识自心,从而达到动静皆能复归本性。     

老子“籍贯和诞生地”之争史考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老子籍贯与诞生地问题,存在许多争议。究竟如何看待这些争议?本文通过具体的文献考证和地理方位核实,试图说明老子籍贯和诞生地之原貌所在。     

"群己之辩"与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变革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群己之辩"只是近代的产物.由于试图在"天理"的框架内安放个人或个性,前近代思想家至多只是赋予"己"以有限的独立性.以龚自珍为发端的价值观变革以"天"与"人"的分离为前提,从张扬以往被压抑的个人和个性开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关系重组导致了新的群体意识的产生.围绕着社会、政治伦理展开的价值观争论,曾经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有过个性解放的高潮,但近代思想家大多更倾向于群己平衡、甚至群己和谐的理想.只是并没有发现有效地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在"群己之辩"方面的价值观变革并未终结.     

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CSSCI

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主要是在古文运动的思想脉络中不断展开并最终获得朝廷肯定的,而其间士人对于孟子的解读也在不断转变。早期古文运动虽然认定孟子传道,但诸人实际上仍将《孟子》看作羽翼六经之作,并因古文运动的文学写作需求而重视孟子之"文",而古文运动对孟子最看重的一点,也是孟子升格运动获得朝廷肯定的主要原因,是孟子的排辟异端之功。随着庆历之后新儒学的不断发展,其对于孟子之"道"的探讨日益深入,孟子在"治道"上的贡献和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都不断得以凸显,孟子精于治道和善说性命的两面在庆历以至于宋神宗的这段时期内呈现出一段时间的分裂,直到王安石新学和理学都努力连接"内圣"和"外王",孟子的这两面形象才逐渐绾合。此时,孟子之于"文"的启发性、《孟子》乃六经之羽翼的看法逐渐淡出士人的视野,且士人对孟子排辟异端之功的评价也有所转变,孟子逐步趋于全面圣人化,并最终取代颜子成为"亚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