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计算机有内隐记忆吗？——人与计算机的初步比较研究

本实验参照国内内隐记忆研究方面的一个经典实验(杨治良,1991),以无意义音节为材料,运用信号检测论的方法,对计算机是否存在内隐记忆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在本实验条件下计算机只有单纯的100％正确的回忆效应,不具备内隐记忆。本研究为探明计算机的记忆特点作了初步尝试,同时也从一个新角度再次证明了内隐记忆是独立于外显记忆的客观存在。     

“唯识无境”初探

不论是科学、哲学或是宗教,都要对心与物、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出回答,关于我们头脑中的印象同现实世界究竟有怎样的关系问题,宗教家也许比科学家和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更加饶有兴味。境,唯识学上是指识所认识的对象,但它又与我们日常经验所感知的不同。在日常感觉中,认识对象是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存在,具有客观实在性。然而,在唯识论者看来,认识对象不是指客观存在物,没有独立性和实在性,不能规定为自在之物。世间一切现象的存在,都不过是我人心识所显现的影相而已,这是因为心识具有识变功能,能变现一切境（对象）…     

“无重复商店街”的启示

据报道,挪威的登纳有一条中心大街,街上有百余家商店,但没有一家商店经营的商品是相同的。所以人们称这条街为“无重复商店街”。挪威的“无重复商店街”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市场竞争“特”者胜,经商办店“奇”者富。大凡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成功的经营者,都有较强的个性和独特的思路,而决不追风赶潮求时髦,更不“傻子过年看街坊”,看别人干什么赚钱,我也紧随其后干什么。 　　而国内许多城市的大商场几乎都是“重复”的：一层是化妆品,皮鞋皮包;二层是男装;三层女装;四层家电、运动休闲用品;若有五层,便摆上几台游戏…     

希望：一个宗教哲学问题

希望是一个涉及终极关切的宗教生存论问题。康德在能够知道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之后,提出可以希望什么,并将这一问题视之为宗教解决的问题,因为出于实践理性要求的至善作为希望的最终目的,由于此生的有限性而引向了不朽和上帝;正是由于人生存在的时间有限性,生死导致的虚无问题更是作为一个生存论的挑战摆在了面前,存在还是不存在将人引向了对于永恒的期待,使希望成为一个终极关切的宗教性话题;正是在对完满至善和生命永恒的希望里,打开了走向无限性的未来可能之路,在这条路上无论是要解答人类存在本身的已是和未是之间的冲突,还是要将超自然的末世期盼化为开启崭新当下的起点,希望都是一种自由而超越的行为。它来自于希望者,即具有自我有限性意识而试图超越之人的自由存在本性。     

何种无聊?何种畏?通向何种无?——对海德格尔情绪现象学的一项考察

海德格尔诉诸于无聊与畏这两种处身情绪来开辟通往无的道路,但又区分出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与畏的两种形式,这便使得无聊、畏与无的关联变得复杂起来。基于此,本文首先厘清海德格尔文本中无聊的不同形式与畏的不同形式,进而辨析不同形式的无聊与不同形式的畏分别关乎于何种形态的无,最终揭示出无聊与畏在通向无的路途中究竟承担了何种存在论功能。其中,深度无聊关乎的无表现为存在者整体的拒绝,《存在与时间》中的“畏”关乎的无表现为此在在世的纯粹可能性,转向后的“畏”关乎的无表现为使得此在之此得以可能的源始可能性,亦即作为源始敞开域的无/存在本身。在通向作为源始敞开域的无的路途中,深度无聊通过对存在者整体以及此在三维时间视域的悬置而超越了第一种形式的畏,同时也为第二种形式的畏预备了契机。然而,深度无聊中也蕴含了超越第二种形式的畏的潜能。     

个体的断裂——论桑德尔对罗尔斯“自我”的重构论证

目前在研究罗尔斯的大部分学者那里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罗尔斯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中,罗尔斯借鉴了康德式的“主体”构建了一个含有经验性的“个体”的概念,这是他正义理论的起点,也是自由主义框架下的主流想法。在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下,桑德尔在其《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对他的个体概念进行了重构论证,围绕此概念展开了一系列批评。桑德尔指出罗尔斯的“自我”本质上是分裂的个体——先验主体和经验主体在自由主义语境下不可调和。本文同时揭示社群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桑德尔是以此对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进行批判的。这种批判无疑抓住了自由主义的“软肋”,也为社群主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巴赫金“怪诞可以无恐怖感”质疑

巴赫金认为,浪漫主义怪诞中存在恐怖,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怪诞则没有恐怖,即使有也被诙谐所战胜并转化成了欢乐。巴赫金的"怪诞可以无恐怖感"观很容易引起质疑,原因有三:一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巨人传》及民间狂欢节都蕴含着恐怖;二背反了怪诞只有在恐怖感中才能生成的审美经验;三与怪诞必然包含恐怖的西方美学史共识相左。     

西美尔论货币与宗教

对西美尔而言,现代社会中货币的神化现象,就是货币作为无任何特性规定的纯粹手段,最终将自身转变为一种终极目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对于个体自由发挥着双重作用。作为一切价值的绝对等价物,货币与宗教中的上帝理念有着形式相似性,但是,货币由于其符号特征,而在整合中将事物的独特本质进行了化约,而宗教的社会整合则是通过对人的独特本质的保存来实现的,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竞争性不仅是与系统整合相对立的,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整合的绝对形式。     

如何做好称职的阿訇

各位朵斯提,赛俩目!清高的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你们是为世人而被选拔出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命人行善,止人作恶,确信真主。＂（3∶110）这段经文中有两个关键词：＂命人行善、止人作恶＂。这两个词完全可以理解为是阿訇的职责和义务,因为阿訇是以为主言法,替圣传教为己任的。穆圣说：你们替我传教吧,哪怕是一节经文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