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頠“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的思想贡献

裴頠“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究竟有什么理论价值?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是忽视就是轻视。事实上,裴頠的“有”论在玄学思想发展中有三方面很重要的意义：一是矫正了玄学的致思方向,即把玄学探讨的中心和重心导入到“事物本身;二是为存在者的存在找到了存在的前提条件——“资”,即为存在者之存在建构了一外存在构架;三是开拓了存在者之存在的“自生...     

上帝“激动”或撒但“激动”

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和乌利亚之妻的奸淫罪,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熟知,并足以引以为戒的。其实,在大卫做王期间还有一败笔之处,那就是数点百姓,此事件的经过在旧约《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上》中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倒是两处论及大卫数点百姓的字里行间中出现看似极为矛盾的说法：《撒母耳记下》第24章1节中说道：＂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     

大学生信任倾向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对101名在校大学生施测“大五”人格量表( NEO-PI-R)和人际信任量表(ITS),考察信任倾向与人格特征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NEO-PI-R中有四个人格维度与信任倾向有显著相关,其中信任倾向与宜人性、外倾性和开放性呈正相关,与神经质呈负相关;顺从、愤怒敌意、热情、自我意识、焦虑等14个具体人格特质与信任倾向有显著相关.在人格维度中,宜人性、外倾性和神经质可以预测信任倾向;在具体人格特质中,顺从、热情、焦虑和诚实是影响信任倾向的重要因素.     

经济伦理学的人学观照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关于人的研究是推进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而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关于人的学说,是关于人的生存、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一般科学理论。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省察经济伦理学,既有助于深化其研究,又能丰富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内涵。     

从人的发展看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重要意义

人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人的社会性本质和个性的发展、人的活动和主体功能的发展、人的需要与价值的发展和作为总括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的发展的上述要素内在关联,而每一要素的发展都必须诉诸文化。文化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具有认知功能、支撑功能、规范功能、评价和导引功能、教化功能。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表现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增强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竞争力两方面。为了发挥文化的作用,必须从并存性和继起性的关系及其联结中理解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重要意义。而在并存性关系和继起性关系的联结中,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意义在于:一是有助于促进人的科学发展;二是有助于调整人们的交往方式;三是有助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高校毕业生求职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考察了836名高校毕业生求职行为的预测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层次回归和结构方程分析表明,控制了城乡和政治面貌的效应后,求职自我效能、求职期望、情绪控制、人格外倾和主观支持是影响求职行为的有效因素,其中求职自我效能、情绪控制、人格外倾和主观支持分别正向预测求职行为,而求职期望则负向预测求职行为;求职意向在求职期望和求职行为、情绪控制和求职行为、主观支持和求职行为之间的中介效果均显著,在求职自我效能和求职行为以及人格外倾和求职行为之间的中介效果不显著。     

从无支配自由到论辩式民主:佩迪特的共和主义国家观解析

为建构区别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佩迪特主张用无支配自由观取代伯林式的无干涉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在将"无支配的干涉"纳入自由的范围的同时,将"无干涉的支配"排除在自由之外,认为国家非专断、非任意的干涉无害于自由,国家应积极作为以消除各种支配性因素的存在,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确立了积极国家的合理性.佩迪特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自由并不预设任何政体形式的主张,认为无支配自由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关联,而论辩式民主就是其中可供选择的制度形式.     

爱在延续——记17岁青少年王鑫捐赠遗体器官的事迹

2009年12月6日,一个年仅17岁的生命停止了呼吸。然而,与大多数一般人离去不同的是,这个停止了生命的男孩随即被推进手术室,进行了器官摘除手术。完成了他个人的心愿——延续更多人的生命。     

也谈"一画论"之"法"论——与叶朗先生商榷

石涛《画语录》思维高妙,关于一画的内涵,自20世纪40年代起我国学术界就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一画论就是绘画之法,这个法是有与无的统一。整部《画语录》有九个章节明确谈具体的绘画技法,通篇又贯穿着无法的精神。宇宙是乾旋坤转的,我是独立唯一的,一画之法必为活法。石涛是着眼于活法性质来界定一画内涵的。整部《画语录》闪耀着不断创新、强调变化的艺术辩证法光辉。     

孔子“无讼”思想在晋商中的影响及其启示

源于孔子的"无讼"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法律价值取向,对于晋商的商业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贾相通的价值观造就了晋商的耻讼心理,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决定了晋商惯于以非讼方式解决纠纷。晋商"无讼"现象的制度渊源在于明清时期以调解息讼为取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组织渊源在于晋商的亲缘、地缘组织形态以及晋商严格的行规号规等。晋商"无讼"对于当今企业形成和谐商业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