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意义：以赛亚·伯林的文化多元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以赛亚·伯林坚信文化对人具有特殊意义。他通过对维柯和赫尔德为主的反潮流思想家的解读,在价值多元主义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一种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并非是普遍单一,而是多元并立的。文化的差异性仅仅是人类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呈现,并不能形成一种囊括所有文化模式的人类共同体文化体系。从这种文化多元论出发,与个人自由相对的族群归属必须在肯定共同体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阐释。社群与历史文化之归属感是人类的根本需要,个体必须归属于群体并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认同——亦即身份认同和肯定,否则将会在强制性同化中导致身份的丧失。伯林强调族群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意义,强调文化不应该是单调的、统一的规则和格式,坚持在共同价值前提下尊重文化多元性和差异性,这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普世主义梦想的一种反省、批评与自我纠偏。透过自由主义阵营中以伯林为代表的文化多元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可辨识出一条穿透西方普世价值话语之迷雾、阐释族群归属和身份认同之意义的思想道路。     

内部竞争环境下内群体偏好的维持:群体认同和心理距离的影响

内群体偏好对群体及个人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价值。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揭示了个体在内部竞争下维持内群体偏好的机制。实验一操纵内部竞争(有,无)和群体认同(高,低),发现内部竞争破坏了内群体偏好,而群体认同无法改变此破坏作用。实验二操纵内部竞争(有,无)和内群体心理距离(远、近),发现内部竞争破坏内群体偏好时,心理距离能够调节二者的关系,近心理距离有益于个体在内部竞争下维持内群体偏好。实验三进一步分析了心理距离维持内群体偏好的作用机制,发现心理距离通过个体知觉到的内部竞争感而影响内群体偏好。据此可认为,在内部竞争中维持内群体偏好需更多地关注成员间的关系(缩短心理距离),而非单纯地强调个体和群体间的联结(群体认同)。     

基督教在西南传播中的族群认同符号

外来的基督教能够在居住着多民族的西南传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族群认同.传教士只能先取得族群认同,才能得到宗教认同.否则,就会出现基督教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排斥或冲突现象.族群认同符号一般表现为体貌服饰、传统意识、社会习俗、语言文字、原生情感等几个方面.体貌、服饰、语言、习惯等特征,是族群认同的首要与外在因素,可以随着相互了解的逐步加深而改变.民族文字、传统意识与原生情感属于深层次因素,往往可以超越其他因素的作用,是族群与宗教认同的最重要基础.     

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影响：中介机制及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

采用整群取样法对选自北京市的1551名流动儿童进行测查, 探讨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即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以及不同归属需要下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差异。结果表明：(1)公立学校小学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相对较高; 流动男生比流动女生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流动女生比流动男生具有较高的群体幸福感。(2)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并通过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群体幸福感。(3)不同归属需要下歧视知觉对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在高归属需要组, 歧视知觉对个体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并通过群体地位感和群体幸福感的双重中介消极地影响个体幸福感; 歧视知觉完全通过群体地位感的中介消极地影响群体幸福感。在低归属需要组, 歧视知觉对个体幸福感既存在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 也通过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发挥间接性的积极作用; 歧视知觉对群体幸福感只存在间接的消极影响, 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这表明, 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归属需要的调节影响。     

责任形象、企业认同与消费者响应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兴起,许多企业开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提升品牌吸引力,获得消费者认可和喜爱.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企业责任形象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责任形象能够积极影响消费者响应,而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关系方面.消费者企业认同是影响企业责任形象与消费者响应关系的重要中介变量.本文既丰富了从消费者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又为企业运用社会责任战略获得消费者积极响应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叙事疗法取向心理咨询个案一例

本案例是一例典型的由于失恋而导致低自我认同的个案,由于来访者性格和成长因素,与其建立自我统一性的过程比较漫长,采用叙事疗法能够有效避免来访者对问题的恐惧,提高来访者战胜问题的信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本文从历史经验、国际比较、现实需要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曾经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变动中的碎片化格局"的深刻教训,是跨民族之间的政治认同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构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民族、宗教工作中,要抓住突出问题,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     

理性行动-社会认同整合性集体行动模型

为探究理性行动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两大社会心理学宏论对于个体集体行动参与倾向的共同解释力,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考察蓝本向天津市431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效能和社会规范作为态度和行动倾向的中介变量,在不同情境下对行动倾向的作用不同,符合理性行动原则;内部动机作为态度和效能、社会规范之间的中介变量,并受到学校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支持了社会认同理论对遵从规范行为的解释;回归分析验证了不同水平认同对行动倾向作用程度的差异,整合模型则揭示了其具体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结论：理性行动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可彼此互补成为集体行动参与的整合性解释框架.     

温情的幻想——从宗教学的角度看《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在2011年7月的挪威奥斯陆袭击案之后,笔者再次阅读了《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①(〔印〕阿马蒂亚.森著,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这本书中,阿马蒂亚.森结合少年时期遭遇印巴分治前后的杀戮以及成年后因为印度裔身份屡遭另眼看待的经历,探讨了身份认同、多重身份、宗教身份等诸多因素与暴力及冲突的关系。在他看来,个人对多重身份进行自由选择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他试图论证,人有多重身份,尽管有优先性的存在,不要执著于宗教身份或某种特定身份,也不能单单依照宗教身份或文化身份对民众进行分类,是暴力产生的重要原因;选择何种身份具有优先性,应该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最好是理性选择。     

基于社会文化规范下的自我调控过程的中日比较

该研究通过个体对社会规范的积极性认同态度与行动意向的关联程度,建立自我调控过程中社会文化性差异的假设模型。对日本大学生（305人）、中国大学生（384人）、中国大学生父（或母,329人）进行社会规范认同态度及行动意向问卷调查,利用AMOS软件进行了多组比较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协方差结构分析,结果显示：1）在血缘关系性社会规范方面,日本大学生、中国大学生、中国大学生父母三群体积极性认同态度对行动意向影响无显著差异;2）在社会职责性社会规范方面,日本大学生、中国大学生、中国大学生父母三组间的积极性认同态度与行动意向关联差异显著。日本大学生对于社会职责性社会规范进行更有效的自我调控;3）除两国间文化差异以外,中国大学生与其父母间对于（最初预想以外的第三因素）自我付出性社会规范的自我调控过程也呈现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