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向度

宗教中国化的根本属性是长期性,当代中国宗教依旧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宗教要达成对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核心价值文化认同。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集中体现了佛教的当代中国认同,它将"人间佛教"的核心内容(佛教人本关怀哲学和人学菩萨道教法)置于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重新涵化,表达了中国佛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接契,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认同;进而倡导中国佛教自利利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服从服务国家民族最高整体利益,服务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中外友好交往。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可为当代中国宗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借鉴。     

群际接触对外群体信任的影响:内群体认同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内群体认同在群际接触对外群体信任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内群体认同量表、群际接触量表和外群体信任量表,对57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运用SPSS13.0、Amos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内群体认同作为中介变量,群体接触通过内群体认同对外群体信任的具有稳定的间接作用。     

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问卷法对1101名流动儿童进行调查研究,考察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影响,同时考察认同整合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性别、学校性质、转学次数之后,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认同整合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感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认同整合的中介作用受到社会支持的正向调节,相对于社会支持水平低的流动儿童,中介作用对社会支持水平高的流动儿童更显著。因此,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这些结果对于综合解释城市适应过程中环境与个体因素对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作用路径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文化智力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了主流文化认同、自尊在文化智力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采用文化智力量表、主流文化认同量表、自尊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648名少数民族预科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自尊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2)主流文化认同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的中介变量,因此,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这表明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是影响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因,研究结论对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价值。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重在深化文化认同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向文化认同的层面深化和扩展.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求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都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崇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从文化上来谈宗教中国化,至少包括信仰价值中国化、信仰符号中国化和信仰实践中国化三个层面.     

道德推脱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调节效应

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55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道德认同在道德推脱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过程中的调节效应。采用潜变量调节效应模型的无约束估计方法研究发现：(1)道德推脱会对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道德认同会对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道德认同会对道德推脱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2)在高道德认同水平下,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会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而显著地减少,而在低道德认同水平下,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并无明显的变化。     

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运用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550名大学生的调查, 探讨了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及道德认同在这一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大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在大一和大二时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但在大三和大四时男生的道德推脱水平明显高于女生;(2)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道德认同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并且道德认同在道德推脱影响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过程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在高道德认同情况下, 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不会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而产生明显变化;在低道德认同情况下, 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会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而显著地增多。     

真实急病情境下共情对大学生慈善捐助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基于真实急病情境,采用道德强度、道德认同、共情和慈善捐助问卷对46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了共情影响大学生慈善捐助的内在机制。结果显示:(1)女生在真实急病情境下比男生更容易对主人公的不幸事件产生共情反应;大学生真实急病情境下的共情反应随年级关系的疏远而逐渐降低;(2)共情在道德强度与慈善捐助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道德强度通过共情对慈善捐助产生间接影响;(3)道德认同对共情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具体而言,相对于低道德认同的个体,高道德认同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慈善捐助,并且共情对道德强度和慈善捐助的中介效应也显著增强。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慈善捐助的内在机制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慈善捐助的教育和干预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不同类型集群行为的差异比较

集群行为是个体以群体成员身份参与的以改善群体地位为目标的行动。近年来, 西方心理学在集群行为领域的研究开始呈现差异化分析比较的研究趋势。根据行为模式是否符合社会规范, 可将集群行为分为常规集群行为与违规集群行为。根据参与群体的社会地位, 可将集群行为分为弱势群体集群行为与优势群体集群行为。根据集群行为的成就, 可将结果分为“成功”与“失败”两类。不同类型集群行为所涉及的心理机制、前因变量及发展趋势具有很大差异。今后的研究应探明不同类型集群行为间的内在联系, 重视文化背景因素并加强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结合。     

伊斯兰与自由的公民权——试析塔里格·拉玛丹的西方穆斯林观

作为一位欧洲伊斯兰公共知识分子,塔里格·拉玛丹认为,从伊斯兰原则本身出发,就可获得西方穆斯林与西方社会相融合的基础和动力。西方穆斯林首先应恪守不可改变的伊斯兰基本原则,保持其宗教认同;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可以转变那些与当代世界严重脱节的文化观念和习俗,摒弃伊斯兰与西方水火不容的成见,走向与西方社会的深度融合。为此,拉玛丹进一步提出了实现融合的具体路径,这就是改革伊斯兰教育、加强文明对话和重建公民伦理。伊斯兰认同与国家认同可以同时并存,伊斯兰与西方现代性亦能达成重叠共识与和解共生,而这将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