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之报

“上主是公正的吗?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这个问题让许多趋向本性需求多于超性生活的人困惑不已,有的人为此放弃了信仰,有的人为此带着且信且疑的心情跟着上路。看来,这个问题不搞明白,会妨碍我们的信德。其实,换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并不难。那就是,我们要     

简析天人合德的理论意蕴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 ,它在传统伦理思想中表现为天人合德。这一命题规定了传统道德的本体、道德价值的本原以及人的道德本性 ,是传统伦理思想最核心的理念和最根本的特征。它固然存在许多理论上的缺失 ,但又极富思辨性 ,对伦理学上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提供了自己的解答。这对于我们今天探究这些问题 ,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论“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

“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作为儒法之争的焦点,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这种传统的“德治”与“法治”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涵,应当辩证吸收。鉴古知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实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马丁·路德论爱及其对中国教会的启示

在今年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时候,笔者特别感念著名的德国宗教改革家、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他在16世纪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提出了十分宝贵的宗教改革主张和神学思想,不仅对新教的建立,而且对今天教会及其神学的发展,都有着巨大贡献和重要意义。     

再论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

"理解康德就意味着超越康德",这句话对于德国观念论、新康德主义以及海德格尔来说都是适用的,但德国观念论是在康德的思想道路上超越康德,新康德主义与海德格尔则可能是在重建康德。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的批评以及与卡西尔在达沃斯的交锋都是源于他们各自对康德哲学核心问题的不同理解,本质上还是由彼此不同的哲学立场所决定的。具体而言,是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立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立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康德哲学知性与逻辑的强调,或者是对康德哲学感性、有限性以及先验想象力的重视。不过,在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之间,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他们思想对话的交汇点,而这恰恰是他们在达沃斯之后可以继续对话的基础。     

董仲舒“德莫大于和”思想探析

"和"或者"致中和"是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道德本位又是儒家思想的鲜明特点和基本精神,那么,"和"与"德"是什么关系?在儒学发展史上,董仲舒提出了"德莫大于和"的思想,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很好的探索和回答,即"和"作为一种价值观先于"德","德"生于"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大德。德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是"和",即追求和谐的价值理想是道德建设的目标。"和"不仅是天道人道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还是人的自我修养、心身和谐、养生长寿的根本,因而"和"是一种大德。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这种思想塑造了中国人天人合德的思考方式,厘清了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关系,使"和"的价值观有"德"的行为观支撑,使道德建设和修养明确了"和"的价值目标,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道德建设与建设和谐社会、协和万邦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启发。     

道的教言

马丁&;#183;布伯(1878—1965)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自不待言,有P．A．Schilpp和M．Friedman碥的《马丁&;#183;布伯的哲学》一书为证。国内学界读过马丁&;#183;布伯《我与你》一书的人也不在少数(该书有60年代熊伟先生编的节译本和80年代陈维纲的全译本),但知道布伯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研究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尽管他不懂汉语,但他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硬是把《庄子》和《聊斋志异》翻译成了德文,这一学事曾在德国轰动一时,据说海德格尔读的《庄子》就是布伯的译本。布伯之所以如此“痴迷”于东方文化,有两点原因。一是,他相信古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特别是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甚至可以拯救现代堕落的西方文化。二是,他不仅精通“西学”,而且对“东学”也理解颇深,他的犹太人背景使他天生地对东方文化存有好感,而他对哈西德教派长达五年的观察和研究,加深了他对东方神秘主义古韵的体会。所以,布伯本人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位最佳的沟通者。我们在此翻译布伯论东方和中国文化的三篇文章,目的也是要引起国内学者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兴趣。     

仁政: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及其借鉴价值

仁政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富国裕民、为政以德、宽猛相济、礼治德教、尊贤使能等是仁政的思想内涵。这一宝贵的历史伦理资源 ,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能—位禄：荀子差等分配原则研究

差等原则是荀子分配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明确肯定以礼义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具体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荀子特别强调“德能”与“位禄”相挂钩。对于差等分配,荀子首先从“天秩”与“人秩”的维度作了理论层面的可欲性分析,同时又从礼、法、圣王的维度作了现实层面的可行性设计。依荀子,差等分配是一种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只有实行差等分配,方能实现“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荀子的这一思想主张对于当今社会的资源分配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战国中晚期法道两家对“忠”德的反思——以《慎子》《韩非子》《庄子》为核心

“忠”是“臣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战国中晚期的一段时期内,以《慎子》《韩非子》《庄子》为代表,出现了较为集中的对于“忠”这一德目的反思现象。《慎子》一派从功利主义角度衡量作为“臣德”的“忠”所产生的政治效果,认为“忠”作为臣下的德行,不能必然地造成理想的政治效果,这种理想政治需要借助于某种制度而由君臣共同完成。《韩非子》从君主利益角度出发,在“趋利避害”的人性的基础上,通过“刑”“德”两种手段对臣加以操纵利用,以此根本取代“忠”德的作用。《庄子》对于“忠”德的论述基于个体论的视角,它批判对“忠”德的造作和利用,试图使“忠”德回归为人天然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