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学诠释与朱熹对儒学终极关切的构建

"士志于道","道"与儒士同一而又超越,而"道"的呈现必然仰仗"经"的媒介。所以,作为关乎儒士终极关切的经学诠释学,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存在论诠释学,而不完全是技艺论诠释学。当朱熹以"心性理"的诠释为仁义之道设定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绝对基设之时,儒士所一直寻求的儒学终极关切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构建也得以完成。     

“道”与“圣言”的张力——现代汉语语境下《约翰福音》“λóγoζ”的几种解读

本文探讨了几种流行的《约翰福音》中译本的"λóγoζ"译名。在梳理"λóγoζ"希腊文含义的同时,作者从语言学和传播学角度指出,不同的"λóγoζ"译名反映出不同的中译者在跨文化诠释中所持有的不同哲学背景与解读视角,但各自不同译名总的说来可以划分为"道"和"圣言"两大系统。相对而言,《和合本》"道"的译名比较好地在"λóγoζ"的希腊原意与汉语表述中间取得某种平衡,而该译名乃至整部《圣经》的翻译与现代汉语发展演变间的修辞互动也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比较视野下的国家、灾难与秩序

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条理”与“旁通”:从戴震到焦循的自然主义哲学转向

乾嘉学派的义理学脉络以戴震哲学为核心，戴震强调人类情欲的合理性，否定独断论式的“天理”观念，对被泛化的民间理学观念作出契合时代文化背景的哲学回应。但戴震哲学体系之建构方法，仍未完全脱离宋学理气心性之辨的传统范式。焦循承继戴震哲学的基本理念，对戴震主张万事万物存在秩然有序的“条理”这一问题“接着讲”,他利用数学的思维模式重铸象数易学，试图从中提炼出能够贯通六十四卦、儒家诸经乃至世间一切事物的基本规律，建构出一套以“旁通”为核心观念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尽管焦循的体系尚欠完善，但他能够有意识地强调“实测”而追求“客观知识”,这也为中国哲学走向“会通中西”之路开启了途径。     

中国现代的基督徒是如何读圣经的--以吴雷川与赵紫宸处理《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

中国文化的古老历史和宗教的多元化决定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构成的世界,不同时代的社会处境也对他们的信仰提出了各种挑战,会创造怎样一种阅读圣经的方法,用来诠释基督教经典并确立自己的身份意识。本文选取吴雷川与赵紫宸为个案的研究对象,以他们读《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考察中国现代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和阐释经文,试图以此为亚洲处境下的圣经诠释学提供研究的一个范本。     

《尚书》诠释与朝鲜王朝的治国之道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治政之书，历代为之作注疏者层出不穷。除我国之外，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诸国学者亦对其有着深入研究。尤其是历史上的朝鲜王朝，解《书》注《书》蔚然成气，盛行五百年而不衰。在朝鲜王朝的《尚书》学著作中，学者们或尊崇程朱理学，提出顺天惩恶、君臣和谐的治国要求；或信奉清代实学，依据古道和礼法来治理国家；或践行利用厚生，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之，通过诠释《尚书》，学者们阐发心中的治国之道，是朝鲜王朝经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值得学界关注。     

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智能透明”问题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制中，透明原则是其他伦理原则的前提性基础。在专用人工智能发展阶段，透明原则规制的合理性勿庸置疑。但当人工智能向通用化发展，对于自主进化的智能算法，透明原则就不仅不再合理，而且会逐渐进入一个实践困境。作为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内在要求，通用机器智能发展的透明原则隐含着某种内在的悖理性：智能的通用化意味着自主进化，而智能的自主进化则意味着走向不透明。当然，这一内在悖理性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通用化发展的“死结”,而是解释和诠释内在关联的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它意味着人工智能伦理维度的更高层次，意味着智能算法发展过程中算法伦理诠释学理解的必要性。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智能透明”问题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其理解进路和解决之道就在于，随着智能算法自主性的发展不断纵深引入诠释机制，构成更高层次的双向循环理解过程。     

试述孟子诠释思想的本体论内涵——兼论中西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中国诠释学的重建过程中,多数学者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使用诠释学这一概念,对中国古代诠释思想中的本体论内涵挖掘不够,从而未能真正实现与西方当代诠释学的沟通与对话。而孟子的诠释思想中具有丰富的本体论内涵,其与西方本体论诠释学的差异也尤能体现中国古代诠释思想的独特性,亟应引起学界重视。     

斯宾诺莎对圣经的历史批判与诠释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在圣经诠释历史上堪称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他通过质疑作为真理之标准与公众法律之来源的圣经,倡导思想、言说与著述的自由.他对圣经研究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并不在于其探求真理所坚持的理性主义标准,而在于对圣经文本自身及其内容所进行的历史理解.本文将简介斯宾诺莎对圣经诠释的历史批判方法,并兼及述评.     

东亚崛起的文化资本——狄百瑞新儒家思想史“内在研究进路”辨析

狄百瑞在对新儒家思想史的研究中,采取了"内在的研究进路",侧重于儒学原典的阐释和思想资源的重新整理,构建了以新儒学思想为主导的宋明思想史图景,把美国汉学研究从早期注重思想与现实生活的互动,转向注重思想体系内部存在的概念的分析。他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学界定义为"观念史派""翻译诠释性派""学谱编撰学派",这些定义方法批判并试图解构狄百瑞学派所建立的以新儒家思想史为主导的宋明思想史研究谱系。狄百瑞的研究较多地受到黄宗羲和钱穆的影响,他认为在宋明以来的新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先知、自由、民主、理性、社群的元素,他主张开展包括儒家思想与欧美传统等多文明之间的对话,解决世界性的发展困境。本文就狄百瑞对于新儒家思想史采取的"内在的研究进路"和学界对此所作的批判作一探索性的梳理和辨析,探求狄百瑞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