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像崇拜与破坏神像:圣经禁像传统在中国的诠释

本文论述了圣经的禁像传统及其被中国开封犹太人与太平天国基督徒所挪用的特殊议题.论文呈现了希伯来圣经的禁像传统,分析了开封犹太人对这一传统的坚持,并能同本地人和平相处的现实,指出太平天国如何以极端的方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破坏神像的基督教革命派.通过探讨这两个群体对"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一诫命的诠释与实践,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何等重要.这对于认识和处理当今的宗教冲突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旁通而上达:儒家实现终极关怀的教化途径

儒家据"诚于中,形于外"的观念展开其教化的工夫历程."诚中形外"或曰"合外内",着重于内外的一体性,可用"旁通万物之情"一语来表示."旁通"表示个体存在之横向范围上的展开和"超出",其境域常带有空间性、平面性和实存的有限性.这"旁通"中,又必然蕴含着天人合一或"一天人"的维度."一天人"表现为一种天人之立体纵贯的关系,可用孔子"上达"一语来表示."上达"即上达于天、天命,是通过"超克",即对每一当下具有时空范围限定之"旁通"进行转变升华,赋予其普遍性意义而达至的"超越"境界."旁通"与"上达"并非有时间先后的两截."旁通"本即涵蕴纵贯"上达"之一几,其上达天德之成就,同时又反哺于横向之"旁通"而为之奠基,二者相摄互成,本来一体."旁通而上达"可用来表示儒家实现其终极关怀的教化途径."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是动态互成、内在统一的.儒家特立独行的君子人格亦由此"旁通而上达"的教化历程而得以奠基和实现.     

衍义体:经典诠释的新模式——以《大学衍义》为中心

"衍义"是一种解释行为,是指对文本及其意义的扩展、发挥,使之流传久远.所谓"衍义体",就是以真德秀<大学衍义>诠释体例作为典范的经典诠释方式.     

易学诠释学模式下的北宋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经典的诠释中发展的,<周易>诠释学的转变直接促成了北宋理学的发生发展.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的结构可以分为经典的诠释对象、经典诠释的主体和经典诠释三方面,而经典的诠释又可以分析为诠释模式、诠释内涵和诠释风格.对于北朱理学的易学诠释来说,其话语系统是重视义理,其内在理路是坚持"体用一源"的本体与现象的圆融,同时又开出独具特色的修养论与功夫论,其诠释内涵则坚持天道性命的贯通,而赋予本体以价值意义.北宋理学家正是由易学诠释学,从玄学中转出来,而能与佛、道抗衡.理学家对<周易>的解释也解决了会通<孟子>与<中庸>、<易传>的问题.     

语言诠释需要什么样的知识?

An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kind of knowledge is necessary for interpretation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 for the two fields of the theory of meaning and epistemology, through which they are combined. By examining the two basic requirements for a theor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drafted by Donald Davidson, this paper analyzes several kinds of knowledge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interpretation. The goal is to explore the knowledge of rad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istinction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is knowledge and radical translation and Convention-T, thus reveal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possibility to interpretation.     

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现代诠释

一、引言 由于近代科学对中世纪神学的胜利及其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把近代标示为“理性的时代”或“科学的时代”。西方文明的发展,科学精神的张扬,代表人类智性的进步与胜利,也为人类取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及较大的灵活性,“西方的科技照亮了整个世界,西方的理性滋润启发了不少心灵。”① 然而,人类社会并没有象１８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１９世纪的进化论者所构想的那样,在“理性”的指引下,得到健全的、有秩序的发展。两三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作为自然、社会系统调控者的人类,其实践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也有消极的…     

经典诠释与秩序重建——董仲舒如何借《春秋》诠释重建政治秩序

在传统社会,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构建常常要借助于经典诠释。经典的精微奥义在不断和不同的诠释中延伸、变幻,彰显出鲜活的生命力和不朽的魅力。对《春秋》的诠释,更是因为构建政治新秩序的功用和需要而被置于政治变革的理论前沿。秦汉君主政治体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的诠释。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在这一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首先以"《春秋》当新王"开启了"为汉制法"的制度建设路径,其后又借助对"大一统""天人感应""通三统""五行之义"和"大复仇"的创新性诠释,呼应当下社会,在贵族政治崩溃之后,参与创造性地重建新的君主政治秩序和思想体系。在需要创新的时代,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和思想创新的历史使命。     

明代理学家德福关系论的诠释思路和语境化表述

修德以获福的道德实践理念深入人心,而仁者不寿、德者不昌的特定人事又时常拷问着这种理念,引发历代儒者对德福关系的持续思考和诠释。明代理学家整体上继承张载和朱熹气禀不均、修身俟死的自然生死观,但其中思路却在不同语境的表述中呈现出理念重心和情绪形态的鲜明区别。他们在思想性表述中的叙述基调多数理智冷静,以锤炼至刚人格为目的;但在应世性表述中的书写则相对偏情绪化,弱化了仁者的人格意志,甚至为达劝谕目的而使用果报观立论。这种差异一方面出于文体范式和文章功能对思想形态、立论角度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源自德福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包括德福关系论内部各元素的失衡以及接受群体认知模式、接受心理的差异。     

尹志平《道德经》诠释理论探析

尹志平的《道德经》诠释深受全真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以道解经"、"以儒解经"和"以佛解经"三个诠释路向,而其中又以"以道解经"为主。在"以道解经"方面,尹志平的《道德经》诠释又表现出了经诠、理诠、言诠、事诠、身诠五个方面的特征,既有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理论一致的地方,又表现出了全真道经典诠释的独特性,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与把握全真道经典诠释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理论价值。     

从童子形象看杨家埠年画的特点

杨家埠年画童子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杨家埠年画艺术特点的极好诠释,充分表现了杨家埠年画的朴实大方、憨厚纯净,具有很浓厚的乡土气息,展现了农民的简单而又至真、至善、至美的纯真性格。这不仅仅与中国年文化的深厚影响有关,而且也与人们朴实的民俗心理有关,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发展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