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儿童传递性推理的研究及相关模型

该文简略地回顾了近些年来有关儿童传递性推理能力的研究 ,介绍了国外有关传递性推理的6个模型 ,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分析数集和构图求解关系应用题的效果

1　问题的提出　　关系应用题是以比较、倍数和分数等数集关系为题材的问题。一道标准的关系应用题均有三种数集 :标准集、比较集和关系集 (差集、倍数集或分数集 )。根据未知数集的类型又可以把关系应用题分为标准集未知题、比较集未知题和关系集未知题。大量实验表明标准集未知题的解题错误率高于比较集未知题的解题错误率[1] ,对于解题熟练者也是如此。有些人认为 ,成熟的解题者表征关系型应用题时是对数集及其关系的表征[2 ] 。据此 ,如果要求学生在解题时分析应用题中的数集 ,则能促进问题表征。这是一种语义分析的观点。从非语义分析…     

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的非彩色表色色差辨别研究

该文就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对非彩色系表色色差的辨别展开了研究。结果表明,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色差识别的量值△Ｅ随目视评价的等级不同而异;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与色党正常者在非彩色表色辨别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一明度等级上、下限的变化对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的非彩色表色辨别存在影响,这种影响与明度的级别有关。     

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的编制

本研究在综述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学生进行深入访谈,编制了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并用此问卷施测于北京某普通中学148名男生和156名女生。研究结果表明:(1)自编中学生人格问卷可以提取出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开放性、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和情绪性。(2)问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问卷的克伦巴赫α系数,维度与总分的相关以及分半信度都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的水平。该问卷与NEO人格问卷以及与父母评价量表的相关都达到显著水平。     

人机协同增强型商务信息管理决策采用的心理机制——自我决定理论视角

随着数据科学和认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人机协同的增强型商务信息管理决策逐渐成为组织决策的主流方式,它的潜在优势也引起了众多实践者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相较于传统的以管理者为中心的组织决策范式,人机协同决策范式意味着曾经作为工具的机器演变成为了与管理者具有平等地位和同等决策权力的队友。对于管理者而言,机器这一重要角色的转变弱化了管理者自身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甚至导致管理者对人机协同决策产生潜在抵制行为。为了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本研究从自我决定理论出发,系统地优化人机协同增强型商务信息管理决策模式和功能的设计,增加管理者对其“造”(技术就绪度)和“用”(技术接受模型)的感知,以满足管理者的自我决定需要,从而提高管理者对人机协同增强型商务信息管理决策的采纳意愿。     

正念在考试焦虑干预中的应用：基于NIH阶段模型的视角

考试焦虑导致诸多不良后果,而传统干预模式效果不够理想。正念的疗效获得广泛验证后,学界将其引入考试焦虑的干预中。NIH阶段模型(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age model)将心理干预措施的发展划分为基础研究、干预生成/细化、疗效检验、混合“疗效-实效”检验、实效检验、实施和传播6个阶段,其初衷旨在推动干预的实施和传播。基于该模型,首先分析正念影响考试焦虑的机制,尔后从“初步检验疗效”“完善优化干预模式”和“促进实施和传播”三个取向梳理现有考试焦虑的正念干预研究。最后,对照模型初衷,结合正念干预的特异性,提出未来研究应重视探索疗效机制、加强实用性研究、对正念干预的基本问题保持敏感(包括：完整的正念练习应包含开放监控、收集干预依从性数据、重视正念态度的学习、考虑东西方文化不同“自我观”的影响),以更好地促进干预的实施和传播。     

外在理由真的存在吗——威廉斯和麦克道威尔之争

关于行动理由的内在主义,麦克道威尔和威廉斯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争论。麦克道威尔声称,可以在不挑战动机休谟主义的前提下证明外在理由是存在的,而威廉斯则批评麦克道威尔的看法陷入了某种“榜样模型”。威廉斯对于麦克道威尔的回应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他的理由内在主义也是某种榜样模型,更好的回应是诉诸行动理由与行动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麦克道威尔所说的外在理由无法满足解释行动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的“评价”问题——从“塔克-伍德命题”谈起

“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评价”问题,即“马克思是否对资本主义作道德评价;是否有非道德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的地位与关系”。经典理论在资本主义道德评价上呈现出矛盾态度,这应从“唯物史观内部本质与非本质层次划分”角度解释。按此,道德评价的可能是在一个特定意义上被承认。但通过对经典理论中具体价值评价的性质甄别表明,其中的价值评价主要是历史评价,道德评价既不占数量上的主导,其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历史观的巩固。故总体意义上,“不作道德评价”是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解。这一评价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经典理论中“科学与道德”两种基本思维关系问题即两种思维是分开的,且科学思维是主视野。就此而言,以往反驳“塔克-伍德命题”的道德主义立场,其论证走向了另一极端,导致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的遮蔽。     

伽达默尔论“语言的遗忘”

在《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伽达默尔批评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造成了“语言的遗忘”。这一说法可以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的遗忘”相互呼应。但伽达默尔并没有盲目追随海德格尔。恰恰相反,他的“批判”只是一种假言判断、一种柏拉图式的反讽、一种对话辩证法的实行。伽达默尔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证明柏拉图遗忘了语言,而倒是证明柏拉图没有遗忘语言。借此,他实则在与海德格尔争辩：一方面,要逆着海德格尔的“弑父”倾向肯定柏拉图-海德格尔的统一效果;另一方面,要借助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实现对海德格尔的某种矫正。     

欧洲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道德"——读列维纳斯《存在之外》一些感想

追问“什么”是欧洲形而上学的核心,它真正追问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在理性观照下,事物在不同层次上的显现与本质。事物的这种显现与本质,既是它们的存在,也是关于它们的知识。但是,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前,尚有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外于“知识”,外于“存在”。因为它是自由者间的关系,他者不可由“我”来显现、观照,是完全异于“我”的。因此,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关系,而不是知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外于、高于知识。然而,对于人这种有限存在者来说,他的一切知识,实质上都是对“不断（的经验事物）”的一种断,都是在不全处作出全的论断。因此,知识实乃包含着自由与责任于自身。换言之,伦理-道德也在知识中,知识实际上也是事物的一种自由的存在。因此,存在论-知识论与伦理学之关系,是否如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那样,仍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