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家族志编纂考述

自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粹于嘉靖年间奉诏东归嘉祥故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搜辑曾氏文献、弘扬曾子思想以敦宗睦族即成为曾氏翰博的中心任务。由此,曾氏家族志的编纂成为辨证曾氏后裔世系、激励子孙、光大宗圣德业的主要途径。明万历二十三年至清光绪十六年间,嘉祥曾氏《宗圣志》共经历四次编修。一是万历二十三年李天植纂修《曾志》,二是崇祯二年吕兆祥重修《宗圣志》,三是乾隆四十六年曾毓墫编撰《武城家乘》,四是光绪十六年王定安编辑《宗圣志》。通过考察曾氏志的编纂历程、体例沿革及其长短得失,不仅可以了解曾氏家族志的具体状况,也可借此了解曾氏家族的千年变迁史。     

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关系新探

正德九年朱陆之辩是发生于明代正德九年至十一年的一场学术争论,这场争论发生于崇陆的阳明一派与尊朱的魏校一派之间,是明代中后期朱陆之争的两种不同形式的表现。《朱子晚年定论》是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争论内容的深化,相应地,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也为《朱子晚年定论》之作提供了理论与舆论准备。正德九年朱陆之辩构成了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成书背景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与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写作时间的重合;一为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与《朱子晚年定论》在主旨、内容上的一致。     

庄存与春秋学的尊王特征——《春秋正辞·天子辞》读解

就"天子"一义而言,公羊学向有尊王与正王两种意涵,而其归趋则在于对大一统"王道秩序"的维护。庄存与完整承袭了公羊家的这一解经路线,但他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其尊王的程度比四传多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是其正王非但没有《胡传》激烈,甚至比乾隆官方的经解亦有所收敛,更注重对以"天王"为代表的礼法秩序崩坏的闵叹,而非对天王个人的讥贬。彰显出作为皇子师傅的庄存与,其经解是自觉站在王室立场之上的,有着明确的维护王室、维护大一统、维护王道秩序的特点。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政治学说以先秦政治思想为源头继续沿着天命神权与内圣外王这两条主要线索发展。在封建社会前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抬高"天"的权威,制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神学理论,以神权论证君权,以天道论证人道,将儒学神学化。同时,董仲舒又延续了荀子的外王路径,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使儒学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等现实政治的需要,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赏识,最终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理想。     

金陵刻经处与韩国人编著经版

一、绪论韩中两国的佛教交流在悠久历史中,随着两国僧人间的相互访问、求法活动的展开、佛教经典的传递等活动得以实现全方面蓬勃的发展。现今,在中国留有众多与韩国佛教有关联的遗址。例如供奉着成为地藏菩萨化身的新罗金乔觉的等身佛的佛教圣地九华山,建有新罗圆测浮屠塔的西安兴教寺,新罗张保皋所建的石岛法华寺,高丽天台宗第16代祖师义通最后活跃及逝世的地方宁波阿育王寺,寄放着高丽义天的佛典的杭州高丽寺,高丽慧月补修石经的北京房山石经山,朝鲜郑同所建的香山洪光寺等。金陵刻经处是清同治五年(1866),由杨仁山(1873—1911)等人创立…     

荀子的"法后王"与儒学的走向政治

孔子与孟子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对外在制度的匡正作用重视不够,在实际政治中的可操作性不强,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春秋战国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     

慈藏入唐与新罗戒律学的发展

在东亚佛教文化圈中,除了鉴真渡海向日本传授律法、建立戒坛之外,新罗戒律的初兴也与大唐有关。早先新罗圆光入陈学习佛法,并削发受戒,从庄严寺僧旻学成实、涅槃,博览经论;于虎丘修行,讲经说法。隋时回国,曾提倡世俗五戒: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还举办占察法会,此种法会的主要功能是授戒,所以占察法会也成为弘扬戒律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这是新罗律宗的开端。其实,新罗佛教律学的振兴与慈藏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再检讨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良知虽是个人发现是非对错、决定道德行动的能力,却在内涵上与作为创造之元的宇宙本体同一;良知作为创造性的力量,能表现、呈现自己,其呈现自己的方式就是"坎陷"。良知经"坎陷"以"开出"并非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而是立足于实际,以良知为范导,开创新外王的事业。坎陷"让出"的是建构功能,而恒保持范导、调整、轨约功能;民主则重在保持政权本性、使人的自由能客观化而有保障,善恒为善。     

《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

《孟子节文》在历史上只从1394年至1411年“合法地”存在了17个年头。在孟子升圣、《孟子》升经以后,朱元璋之所以还敢于以政治强权去强暴这个圣人和他的经典,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家以“道德相”制衡“政治王”的激进理想,根本不利于他通过废除固有的宰相制度、从而营造明代的集权政治模式。尽管《孟子》文本的复原,仿佛表明传统儒家在“道德王国”与“权力王国”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道德王国”的思想者们在集权政治模式下的“真实命运”,乃至一代代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坎坷经历,却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