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式”景观设计探析

景观设计在中国起步很晚，但是发展很快，改革开放以来，景观设计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落户于大江南北由于这种超快速的发展，导致国内盲目模仿西方的造园，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宝贵东西。压抑很久的骨子里的中国情结从万科第五园的诞生，掀起了国人对自身文化研究的热潮但这种研究在国内也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体系，尚存在很多问题需解决。     

伊斯兰教教务制度中“有关规定”释义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新修订的"三个办法"(《清真寺民主管理办法》《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伊斯兰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聘任办法》)、新制定的"一个守则"(《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行为守则》)(以下简称"三办法一守则")等伊斯兰教教务方面的规章制度,自2019年6月12日公布施行以来,在全国伊斯兰教界掀起了学习宣传"三办法一守则"的热潮。     

注重参与:培训工作的新实践——2011年国家宗教局培训工作回眸

2011年国家宗教局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培训已经结束,国家宗教局培训中心全年共举办18期培训班,培训学员2200余人。今年培训工作亮点纷呈:举办首期西藏宗教工作干部专题研讨班,30多名学员在京学习后华东取经;连续两年举办新疆宗教工作干部专题研讨班,今年有130名学员在西安长安论道;举办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引资战略的转变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从而对中低端外资吸引力弱化的背景下，实现利用外资“稳中提质”,必须依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引资思路和战略上实现根本性转变。在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新情况下，资本跨境流动出现新趋势，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发生新变化。不同层次和质量的外资，在进行全球价值链区位布局时考虑的影响因素呈现新特点。只有依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国际大循环与国内循环形成良性互动，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培育和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新优势，才能以“质”稳“量”,实现利用外资的“稳中提质”。     

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尼山论道·2010”综述

由尼山圣源书院主办、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协办的尼山论道.2010于8月26-28日在山东泗水圣源酒店举行,来自海内外的30余位代表和国内高校的40多名研究生齐集一堂,围绕儒学的继承与创新这一主题畅所欲言,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又增添了色彩浓重的一笔。此次论道正如中国社     

国家建设视域下“三农”战略的主题转换——基于农民主体性的视角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共"三农"战略是实现其国家建设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战略主题随着国家建设使命的转换而调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农"战略主题是农民,以服从于政权建设,农民主体性有限提升;建国后前三十年,"三农"战略主题是农业,以服从工业建设,农民主体性缺位;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农"战略主题逐渐从农业转向农村,以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农民主体性起伏不定。在当下城镇化的强势话语下,新农村建设有沦为"表达现实"之虞。理想的"三农"战略规划应当是体现新农民主体性的交往行为。     

论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主语人称问题

把休谟难题解读为“能否从‘是’中推出'应该'”忽视了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重要地位,是把该难题片面化为其第二层涵义的结果.“新关系”是休谟难题中的第一层涵义,是正确解读其第二层涵义的基础.“新关系”必然是一个陈述式道德命题,它的主语人称是第一人称“我”.道德调节功能的本质属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必然性.陈述式道德命题自身的人称特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可能性.在全面解读“新关系”的基础上,休谟难题的准确表述就是“能否从‘是’中推出‘我应该’”这种形式.     

积极发挥主体作用 推进中国基督教国际话语权建设北大核心

宗教外事工作是国家整体外交工作的重要方面,加强宗教国际话语权建设,对于助力国家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展现中国宗教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山东省基督教两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建筑艺术家——矶崎新

建筑的艺术性体现了建筑的精神意义与内涵,是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章从矶崎新的设计理论、空间构成、"隐喻"意义三个方面探讨了矶崎新的建筑艺术表达形式,通过对矶崎新建筑构成方式的解析,思考艺术性建筑的表达。     

重思精英的意义——读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黄兴涛的新著《重塑中华》从精英与下层民众复杂互动的格局出发,全面、系统论著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如何由典型少数精英的思想,最终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演变过程,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空白,为检讨和纠正近几十年学术界单纯强调发掘下层声音之弊,回归精英视角、正视精英文化和思想的意义,提供了很好的示例。为纠正西方学界特别是新清史论者所造成的学术混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他以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上层精英的有关理念演变为切入点,似有与当下的西方乃至国内的学术主流唱反调的意味,实为带有反思意义的努力,是对那种以挖掘边缘群体声音而行反历史主义之风的一种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