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工作”研究概况

从情绪工作的表述,情绪工作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情绪工作的维度、测量、前因变量、策略、后果变量和机制等方面对国外研究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的研究除了继续探讨与情绪工作相关的基础理论问题外,重点应该探讨如何把情绪工作融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组织伦理气氛的理论与研究

组织伦理气氛（organizationalethicclimate）是组织成员对组织伦理环境特性的一致性认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该文首先从伦理与组织伦理、组织伦理气氛的概念来源与形成、结构与测量、影响因素及其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等方面,对国外组织伦理气氛研究进行了归纳和反思,并从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生活形式与伦理反应——基于实践指引的维特根斯坦行动伦理探析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显明了日常实践的一个基本组织特性,即一种广泛运作在话语实践中的自主调适是促成日常生活的整体趋向性与个体行动的情境自主性之间的平衡的重要条件;基于此,“生活形式”无疑标示着一种实践策略,它旨在印证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之联动场域的内在规范;进一步地,这一实践化的伦理品格呈现在日常实践的两种组织层面,即基于规则叙事的情境认定和基于意向叙事的行动导向,二者合力在时间构型中将话语实践的自主调适深化为一种非范导的、动态自主的“伦理反应”,后者为一种基于实践指引的行动伦理权衡提供了新的思考契机。     

工作投入研究的现状

工作投入指的是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完满的情绪与认知状态,具有持久性和弥散性的特点。工作投入对个体的工作绩效和某些工作态度及行为变量,以及顾客满意度、生产力、利润率和单位总体绩效等组织结果变量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因素、与工作相关的因素以及与家庭相关的因素等3个方面。文章在对工作投入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述评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工作投入的干预机制等五方面问题的探讨     

工作绩效的结构及其与胜任特征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验证党政领导干部对下级工作绩效评定的结构,并探讨其与胜任特征之间的关系。两个省市的450名党政领导干部完成了对自己下级的工作绩效和胜任特征的评定。结果表明,评定下级干部工作绩效的两因素结构,即任务指向和个人素质,得到了验证;分别以工作绩效的两个二阶因素为因变量,以胜任特征的七个维度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胜任特征可以解释工作绩效的“才”和“德”成分54．5％和55．3％的变异。胜任特征和工作绩效中“德”和“才”的成分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交互抑制。文中还对这一结果的含义及本土化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     

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后果及干预策略

随着劳动力结构与工作特点的巨大变化,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研究主要从工作、家庭与个体三个层面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变量、后果变量及干预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前因变量主要包括工作与家庭层面的压力、特点,性别等;后果变量主要涉及个体的工作家庭满意感、组织承诺、离职和心身健康;干预策略涉及家庭友好政策和个体应对方式等。作者认为今后研究可以在工作－家庭冲突积极面、跨文化研究等方面进行突破     

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工作不安全感反映了一种雇员对工作或工作重要特性受到威胁时的感知和担忧。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已逐步成为西方组织行为及职业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构念。文章从5种视角厘清工作不安全感内涵及研究中存在的混淆之处,对其测量工具、研究取向进行介绍,并对有关其前因、后果和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1）亟待开发统一的测量工具;（2）在区分组织情境的条件下开展更细化的研究;（3）对前因及后果的细致探索;（4）加强对调节变量的研究;（5）纵向研究的需要;（6）跨文化比较研究。     

"必要伤害"作为生态伦理规范的合理性

"必要伤害"是在对不伤害原则理论缺陷的反思、挖掘和借鉴西方生态伦理学有关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和冲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道德规范原则。它包括: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人类为了自然的完整和稳定不得不对自身的权利做出让步、节制而造成的损害。"必要伤害"原则的提出,既丰富和完善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体系,又为人们的生态道德实践提供了有效的行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