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隐领导理论:认知革命在领导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以认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内隐领导理论研究近十几年来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逐渐成为领导研究的新热点.本文通过对该领域当前最新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思考,探讨了内隐领导理论的概念、结构、一致性与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实践与未来研究的建议.     

多备择决策的联结网络模型

关于选择偏好可变性的心理机制,新联结主义框架下的联结网络模型强调决策是动态的随机的过程.其中,多备择决策场理论强调由心理场距离决定水平抑制强度的线性关系,渗漏竞争累积模型强调主观价值评价过程中非线性的规避损失偏向.     

西非的苏非主义:历史、现状与新苏非教团

本文讨论了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在西非的历史与现状,社会功能与最新发展趋势.首先探讨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在西非的发展过程,认为以这两个苏非教团为代表的苏非主义主导了近代以来西非的伊斯兰教;其次,苏非主义与西非的政治关系密切,西非现代政治背后也有明显的苏非主义因素;第三,20世纪中期以来,西非苏非主义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宗教政治环境,瓦哈比主义的到来与世俗民族主义思潮对其构成一定的挑战,但是新苏非主义的发展趋向继续成为破解困局的手段.     

从舍勒伦理学的观点看哲学人类学的地位

德国现象学家舍勒的思想庞杂多变,对于他晚年提出的哲学人类学的意义及在舍勒哲学中的地位,众说纷纭.本文论证其哲学人类学实是舍氏伦理学提出的伦理人格主义的发展和完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

英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兴趣在过去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从只是停留在经济和社会理论方面,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极少,到50年代后期重大历史事件对左派的影响使得一些人以新的方式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左派".20世纪6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时期.在哲学上的回应是分裂为两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80年代后期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使得左派遭受了世界性的大范围的溃败,马克思主义被拒斥为过时了.许多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转向,马克思主义浪潮的衰退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为理解现代社会的问题并且对他们做出回应,提供了最全面和有力的理论资源,因此它的复兴似乎在继续并且在加强.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致列泽克·科拉克夫斯基的公开信”解读

在1973年的"致列泽克·科拉克夫斯基的公开信"中,汤普森通过给科拉克夫斯基这个受到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热捧、然而在他看来已经出现背叛迹象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写公开信,向第二代英国新左派阐发了他对在英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重大问题的基本理解.     

敦睦他者: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

本文是一项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探索性研究.作者在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调查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本文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称之为"敦睦他者".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经历三个阶段的构想,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     

中世纪后期英国黑死病爆发原因新议——环境史视野下的中世纪后期英国黑死病

黑死病,即鼠疫,是由老鼠身上跳蚤携带一种鼠疫杆菌引发的高死亡率的急性传染病.面对鼠疫在英国中世纪的大肆流行,人们只能束手无策,这不仅是由于病菌特性所决定的,而且英国自然条件的破坏和恶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剧了鼠疫的蔓延.为了全面了解中世纪后期黑死病爆发的成因,以此说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笔者试图从环境史视野的角度,以生态学理念为基础,对黑死病爆发的原因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探讨.     

施特劳斯、斯金纳与政治哲学史的当代相关性

作为当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人物,施特劳斯和斯金纳都力图用政治思想史的资源回应现实政治问题.斯金纳倡导在语境中理解政治思想,促进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施特劳斯则试图在政治哲学文本的历史解读中突显哲学的永恒问题.     

养成训练:未成年公民品德塑造的新路径

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教育轻行为训练是青少年道德建设成效不高的重要原因,而养成训练则被证明是未成年公民道德素质生成的有效路径.这是由品德生成的客观规律、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体验教育、实践育人的任务决定的.要切实提高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实际效果,德目指标应易记易循,行为准则须明确具体;活动方案设计应贴紧未成年人实际,训练活动要注重可操作性,强化情感体验环节,抓好"小处"、"小事",注意训练活动的持续性和家校(园)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巩固养成成果.实践证明,从基本道德行为习惯养成训练入手正是促进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